有些墓葬埋有青铜兵器和礼器，比如三期的vikm3,有铜戈、铜钺和玉戈各一件，铜爵一件，铜戈和玉戈比较大，30厘米左右。
墓葬区还有直径1米左右的夯筑黏土墩，有的八个一组，有的18个一组，呈密集的梅花状分布，残存高度约20厘米，周围有多处红烧土痕迹，发掘者称之为“祭坛”。二里头显贵可能是先点火烹饪祭品，然后放到土墩上面献祭。
祭祀场旁边的一条灰沟（94h3）有人祭遗存，主要是散乱的人骨。报告提及，“有不少非正常埋葬的人骨架”，但没有具体数量。m从发表的一张照片看，至少三枚人头骨集中在一起，还有多根大腿骨被从股骨头部位截断，可能是敲骨吸髓所致。此外，沟内还出土了一件“陶龙头”，暗示祭祀对象和龙有关，但可惜没有这件陶龙头的照片和详细报道。15
还有些零散分布的人祭遗迹，难以判断所处的环境和祭祀过程。比如，在宫殿区西南的vii区发现了一座椭圆形深坑（h10），长径5米，深4米以上，出土人骨架三具和狗骨架一具，距坑口3.5米深处有大量牛肩胛骨制作的卜骨，上面有排列整齐的烧灼痕迹。”这很可能是和占卜行为有关的祭祀。
用牛、羊等家畜的肩胛骨占卜，是华北地区自龙山时代以来普遍流行的通灵预测术：先用火炭烧烫骨头，烫出裂纹（汉字“卜"i(r)的甲骨文造形就是骨头上烫出的裂纹）,然后从纵横和连续性来判断吉凶。直接在肩胛骨上烫纹有点困难，后来又摸索出新手段，在骨片上钻或凿出许多豆子大的小坑，而且一片肩胛骨还可以有规划地多次使用，以物尽其用。
甲骨上烫出的裂纹被认为神灵降示的预兆，所以占卜之前要给神灵献祭。有些贵族很尊重用过的甲骨，会集中进行埋藏，并杀人和牲畜同埋，这应当也是对降示预言的神表示谢意。
从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看，二里头-夏朝不仅有强大的王权，还掌控着很多对神的献祭权，而且贵族也有自己的祭祀（包括人祭）活动。
除了特意的人祭，二里头还有在灰坑（垃圾坑）和地层中随意抛弃尸首甚至零碎人骨的迹象。根据1959—1978年的发掘报告，三期和四期中有人骨的灰坑数量大增，比例均超过10%；在1999—2006年的发掘中，共发现尸骨灰坑39处，绝大多数（35处）属于第四期。
表四：1959—1978年二里头发掘灰坑中有尸骨的比例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灰坑总数
36
75
138
129
有尸骨灰坑数
0
4
23
16
尸骨灰坑在总数中占比
5.3%
16.7%
12.4%
截至2020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总数为400多座，19代表正常死者的样本数量；而据不完整统计，埋有尸骨的灰坑有80座（处）左右，而且有些坑中不止埋有一具人骨。可见，死于非命且得不到正常埋葬的比例颇高。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灰坑中的尸骨是人祭遗存。如但祭祀应当有比较正规的场所和仪式过程，如果尸骨只是随意抛掷，或者与各种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则很可能只是身份卑微的人暴尸于街头。
这反映了新兴的“都市现象”：当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出现时，也会伴生庞大的贱民群体，或来自被俘虏的异族，或部落和宗族体系因各种原因被打散，而成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奴婢或国家管制下的贱民，以及都市中的乞讨人群。而一旦丧失部落和宗族这样的互助组织，他们往往会被任意虐杀或死于饥病，并被随意抛尸，从而成为灰坑或地层中的尸骨。
在国家出现之前的村落或部落生活中，也会有人因贫富差距而成为贱民，有些甚至可能会被村落或部落集体排斥而死于非命；但到早期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二里头这种青铜王朝，都城的贫富悬殊则已经非常剧烈，一面是各种宏大建筑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产业，一面是大量赤贫者抛尸街头，各种残酷现象也最为集中。
铸铜场内的人骨
在夏朝一二里头之前，各地发现的铜器都是零星小件器物，数量极少，人为铸造的青铜合金更是稀少。
在夏朝存续的五百年间（这是宽泛的标准，包括新著的一百年，以及夏商更迭的半个世纪），铸铜技术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从单纯的红铜，到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从小件器物到较大的青铜礼器（容器）、兵器，夏朝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新著遗址曾发掘出两块红铜小残片，一块属于铜小刀，另一块可能属于某种容器。21二里头人则继续发展了冶铸铜技术：在一期，发掘出一块铜炼渣和两件残损的铜小刀，经鉴定，其中的一件小刀几乎是纯铜，另一件则属于锡青铜，其中含铜83.29%,含锡16.28%,含铅0.43%。22
二里头人掌握的青铜技术是一个里程碑：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熔点更低，熔液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冶铸，而且硬度也更高。这两件残小刀都是抛弃在地层中的垃圾，二里头一期墓葬没有发现任何铜制随葬品，但有绿松石制作的小珠子饰物，应当是开采铜矿的副产品。
二里头都邑初具规模后，南侧有了专门的青铜冶铸区，和宫城隔着南大路相望。在二里头二期，宫城墙尚未建设时，冶铸作坊区已经建起1.5米厚的夯土围墙，看来这里的防御工作更重要。
冶铸区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比一座标准操场还大。有不止一处作坊，出土有和冶铸有关的各种物品，如陶范、石范、陶址堤的碎块,以及散碎铜块、矿石、炼渣、锡片、木炭。
1983—1984年发掘的一处较完整的铸铜作坊，有一座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大房子，编号84ylivf9,室内地穴深80厘米，东西长度超过20米，地面上有红烧土区域，有铜溶液泼洒形成的绿铜锈面。发掘者推测，这是一座浇铸工场，红烧土面是因工匠烧制陶范形成的。
房子的南侧还有三处可能是露天浇铸的痕迹，分别编号zl、z2和z3。在它们和f9之间，有两间夯土小房子f2,室内地面上有火塘以及支撑烘焙的泥土柱，应当是熔铜或者烧制陶范的工房。
这处作坊在二期经历过两次翻新重建，在三期又重建过一次，所以形成了重叠的工作面地层，每一层都有铸造遗迹和遗留物。
在作坊f9下面，考古工作者发掘出13具尸骨：初次建造时，北墙下埋了五名儿童，室内地面埋了一名成年人；第一次翻修时，工作地面埋入三名成年人；第二、三次翻修时，则各埋入两人。24
这些人是正常死者吗？在二期，二里头的显贵人物会被埋在宫殿庭院里，但铸铜作坊的特点则是，每次埋人都发生在新建和翻修的时候。所以，这些人应该不是正常死亡，否则很难解释时间为何这么巧。
可惜，这处作坊并未留下太多发掘记录和照片资料，比如，死者尸骨的姿势、有无伤痕和随葬品等。但从常识推测,铸铜作坊烟熏嘈杂，熔铜汁不断滴落到地面上，显然不是埋葬正常死者的地方，祭祀人牲的可能性较大。
铸铜作坊旁边有一座祭祀坑，编号84ylivh99（以下简称“h99”），原是废弃的水井：底层埋了一具被肢解的人的尸骨，被碎尸成很多块，散落在坑中有八层之多，还伴有兽类（可能是猪）的骨肉碎块。献祭者很可能先是将其和猪一起烹饪，分食，然后将零碎的骨头投进坑中的；在坑的最上层，是一具全尸，双腿蜷曲侧卧，两手合掌放在腹前，像是腿和手被捆绑着活埋的。
在作坊附近，还发现了一些相对正常的墓葬，随葬有陶器以及铜爵等少量铜器，应当是冶铸作坊经营者的墓区。25
到了三期和四期，铸铜作坊更加繁荣。此外，临近宫南路又出现了一座绿松石加工作坊。在二里头，铜器、铸铜产业经常和绿松石饰物相伴，说明人们对铜矿极为重视，开采铜矿的副产品，自然也要物尽其用。
除了青铜冶铸技术，二里头人还创作了一套有礼仪色彩的酒器，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触、三袋足的鼻和益等。这套酒器被商、周继承，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器物。
不过，在青铜技术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酒器都是陶制的。新碧-二里头人普遍嗜酒，喜欢制造专门储酒、温酒、斟酒的器皿，哪怕是寒酸的小墓，也常有陶制酒器。看来，他们粮食充足，普通人也有余粮来酿酒。
新著阶段已经有了陶盂和陶瓢。到二里头一期，则出现了最早的陶爵，高约20厘米，三条短足，一只宽带状的耳（扳手），口部向两端外翘，形成“流”和“尾”，腹部和耳上有带状纹饰。
爵的造型繁复，且颇为沉重，用它的“流”对着嘴饮用并不舒适。后世人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使用，有人猜测它是调酒的器具。
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也许张大的口部有“醒酒”作用。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比起之前的小刀、铜铃之类的小件，铜礼器体型变大（一般高
新磬出土的陶蚕和陶觎：陶孟有三只袋足，适合烧煮加热，但细小的“壶嘴”显然不适合煮粥，如果只为烧开水，它的复杂造型又有点多余，所以有学者推测它是用来温酒的，酒才当得起如此重视
二里头一期出土的爵（左）和觎，出自m54：在流行上千年之后，酒爵逐渐退场，但它被引申出了“爵位”之意，代表世袭的高贵身份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26
20厘米以上），造型复杂，需要多块陶范拼接铸造。基本都没有纹饰，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2毫米，可见当时铜料很珍贵，即使统治者也承担不起厚重的铜器。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铜钺的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27
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有传承。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28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二期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在这些物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这种风俗也延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现象。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祀坑h99也有两具。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此外，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明、清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不同的古国-早期文明中，人祭的繁荣程度有所区别。
从人祭地点看，二里头宫殿区的人祭行为相对较少，东北角的巨型坑中甚至只用猪祭祀。相对而言，铸铜作坊区的人祭数量较多，形式也很残酷，有肢解分食现象，而规模浩大的d1宫殿内的人牲数量尚不及铸铜区的一座厂房。这些区别可能显示了二里头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宫殿区内的居住者中，人祭文化不太流行，而从事铜器冶铸的群体比较崇尚人祭。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但这很可能是借后世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的运行规则来想象上古。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在宫殿区尚未修筑宫墙时，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墙。当时属于二里头二期阶段，铸铜作坊规模还不算大，也没有发现青铜兵器，那为何要把作坊区的安危放在王宫之前？可能的答案是,作坊区的围墙是手工业族群自己兴建的，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防务,并且有这种资源和实力。实际上，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墙，这种现象被许宏先生称为“大都无城”。它的根源，很可能是宫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自主管理族群。
而且，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29——除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以上是考古提供的二里头古国概况。
关于夏朝，古史只有少量记载，如《史记o夏本纪》说，大禹准备把首领职位传递给益，那位向民众推广稻种的助手，但在禹死后，民众都愿意服从禹的儿子启，于是，启建立了家族王朝——夏朝。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
而朝启，日：“吾君帝禹之子也j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o
此外，《史记》主要记载的是历代夏王的名号，其他古书则还记录了夏朝前期的动荡事件：第四王“相”被有穷氏的后羿取代，后羿又被伯明氏的寒淀篡权，寒泥屠灭了后羿和夏王相家族，而相的遗腹子少康借助母族有仍氏和有鬲氏的势力，灭掉了寒泥，恢复了夏朝。30
这起夏朝的“王子复仇记”，在新碧和二里头考古中难以得到验证，但在这个故事里，夏王朝内部有各种部族，如有穷氏、伯明氏、有仍氏、有鬲氏等，且都有自己的世袭首领，应当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夏朝还不是后世人观念中的大一统政权，内部族邦林立，二里头古城实则是夏王部族的领地，因稻作农业而人口繁盛，因青铜兵器、奢侈品而强大且富有吸引力，周边各部族甘于充当它的附庸；但夏王室一二里头人对这些臣服部族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控制，也未能在语言和文化上把中原地区整合为统一体。夏王朝的故事虽在各部族中流传，但各部族仍保持着自己的共同体生活。
这也能解释为何二里头的青铜器极少出现在古城之外。夏王朝比较保守和封闭，不屑于对外掠夺与扩张，也不想建立广土众民的真正王朝。也许，是当初后羿和寒淀的动乱给了夏王室以教训，尽量不要和其他部族走得太近。
综上，二里头-夏朝建成了一个大型聚落和复杂社会，而且依靠青铜技术保持着长期稳定；由此，一千多年来古国兴废无常的难题终于被破解。但它的保守多少影响了其华夏第一王朝的声誉，而整合黄河下游形形色色的各族邦的工作，还有待后面的王朝。
附录：青铜秘史
墓葬区还有直径1米左右的夯筑黏土墩，有的八个一组，有的18个一组，呈密集的梅花状分布，残存高度约20厘米，周围有多处红烧土痕迹，发掘者称之为“祭坛”。二里头显贵可能是先点火烹饪祭品，然后放到土墩上面献祭。
祭祀场旁边的一条灰沟（94h3）有人祭遗存，主要是散乱的人骨。报告提及，“有不少非正常埋葬的人骨架”，但没有具体数量。m从发表的一张照片看，至少三枚人头骨集中在一起，还有多根大腿骨被从股骨头部位截断，可能是敲骨吸髓所致。此外，沟内还出土了一件“陶龙头”，暗示祭祀对象和龙有关，但可惜没有这件陶龙头的照片和详细报道。15
还有些零散分布的人祭遗迹，难以判断所处的环境和祭祀过程。比如，在宫殿区西南的vii区发现了一座椭圆形深坑（h10），长径5米，深4米以上，出土人骨架三具和狗骨架一具，距坑口3.5米深处有大量牛肩胛骨制作的卜骨，上面有排列整齐的烧灼痕迹。”这很可能是和占卜行为有关的祭祀。
用牛、羊等家畜的肩胛骨占卜，是华北地区自龙山时代以来普遍流行的通灵预测术：先用火炭烧烫骨头，烫出裂纹（汉字“卜"i(r)的甲骨文造形就是骨头上烫出的裂纹）,然后从纵横和连续性来判断吉凶。直接在肩胛骨上烫纹有点困难，后来又摸索出新手段，在骨片上钻或凿出许多豆子大的小坑，而且一片肩胛骨还可以有规划地多次使用，以物尽其用。
甲骨上烫出的裂纹被认为神灵降示的预兆，所以占卜之前要给神灵献祭。有些贵族很尊重用过的甲骨，会集中进行埋藏，并杀人和牲畜同埋，这应当也是对降示预言的神表示谢意。
从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看，二里头-夏朝不仅有强大的王权，还掌控着很多对神的献祭权，而且贵族也有自己的祭祀（包括人祭）活动。
除了特意的人祭，二里头还有在灰坑（垃圾坑）和地层中随意抛弃尸首甚至零碎人骨的迹象。根据1959—1978年的发掘报告，三期和四期中有人骨的灰坑数量大增，比例均超过10%；在1999—2006年的发掘中，共发现尸骨灰坑39处，绝大多数（35处）属于第四期。
表四：1959—1978年二里头发掘灰坑中有尸骨的比例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灰坑总数
36
75
138
129
有尸骨灰坑数
0
4
23
16
尸骨灰坑在总数中占比
5.3%
16.7%
12.4%
截至2020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总数为400多座，19代表正常死者的样本数量；而据不完整统计，埋有尸骨的灰坑有80座（处）左右，而且有些坑中不止埋有一具人骨。可见，死于非命且得不到正常埋葬的比例颇高。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灰坑中的尸骨是人祭遗存。如但祭祀应当有比较正规的场所和仪式过程，如果尸骨只是随意抛掷，或者与各种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则很可能只是身份卑微的人暴尸于街头。
这反映了新兴的“都市现象”：当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出现时，也会伴生庞大的贱民群体，或来自被俘虏的异族，或部落和宗族体系因各种原因被打散，而成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奴婢或国家管制下的贱民，以及都市中的乞讨人群。而一旦丧失部落和宗族这样的互助组织，他们往往会被任意虐杀或死于饥病，并被随意抛尸，从而成为灰坑或地层中的尸骨。
在国家出现之前的村落或部落生活中，也会有人因贫富差距而成为贱民，有些甚至可能会被村落或部落集体排斥而死于非命；但到早期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二里头这种青铜王朝，都城的贫富悬殊则已经非常剧烈，一面是各种宏大建筑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产业，一面是大量赤贫者抛尸街头，各种残酷现象也最为集中。
铸铜场内的人骨
在夏朝一二里头之前，各地发现的铜器都是零星小件器物，数量极少，人为铸造的青铜合金更是稀少。
在夏朝存续的五百年间（这是宽泛的标准，包括新著的一百年，以及夏商更迭的半个世纪），铸铜技术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从单纯的红铜，到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从小件器物到较大的青铜礼器（容器）、兵器，夏朝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新著遗址曾发掘出两块红铜小残片，一块属于铜小刀，另一块可能属于某种容器。21二里头人则继续发展了冶铸铜技术：在一期，发掘出一块铜炼渣和两件残损的铜小刀，经鉴定，其中的一件小刀几乎是纯铜，另一件则属于锡青铜，其中含铜83.29%,含锡16.28%,含铅0.43%。22
二里头人掌握的青铜技术是一个里程碑：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熔点更低，熔液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冶铸，而且硬度也更高。这两件残小刀都是抛弃在地层中的垃圾，二里头一期墓葬没有发现任何铜制随葬品，但有绿松石制作的小珠子饰物，应当是开采铜矿的副产品。
二里头都邑初具规模后，南侧有了专门的青铜冶铸区，和宫城隔着南大路相望。在二里头二期，宫城墙尚未建设时，冶铸作坊区已经建起1.5米厚的夯土围墙，看来这里的防御工作更重要。
冶铸区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比一座标准操场还大。有不止一处作坊，出土有和冶铸有关的各种物品，如陶范、石范、陶址堤的碎块,以及散碎铜块、矿石、炼渣、锡片、木炭。
1983—1984年发掘的一处较完整的铸铜作坊，有一座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大房子，编号84ylivf9,室内地穴深80厘米，东西长度超过20米，地面上有红烧土区域，有铜溶液泼洒形成的绿铜锈面。发掘者推测，这是一座浇铸工场，红烧土面是因工匠烧制陶范形成的。
房子的南侧还有三处可能是露天浇铸的痕迹，分别编号zl、z2和z3。在它们和f9之间，有两间夯土小房子f2,室内地面上有火塘以及支撑烘焙的泥土柱，应当是熔铜或者烧制陶范的工房。
这处作坊在二期经历过两次翻新重建，在三期又重建过一次，所以形成了重叠的工作面地层，每一层都有铸造遗迹和遗留物。
在作坊f9下面，考古工作者发掘出13具尸骨：初次建造时，北墙下埋了五名儿童，室内地面埋了一名成年人；第一次翻修时，工作地面埋入三名成年人；第二、三次翻修时，则各埋入两人。24
这些人是正常死者吗？在二期，二里头的显贵人物会被埋在宫殿庭院里，但铸铜作坊的特点则是，每次埋人都发生在新建和翻修的时候。所以，这些人应该不是正常死亡，否则很难解释时间为何这么巧。
可惜，这处作坊并未留下太多发掘记录和照片资料，比如，死者尸骨的姿势、有无伤痕和随葬品等。但从常识推测,铸铜作坊烟熏嘈杂，熔铜汁不断滴落到地面上，显然不是埋葬正常死者的地方，祭祀人牲的可能性较大。
铸铜作坊旁边有一座祭祀坑，编号84ylivh99（以下简称“h99”），原是废弃的水井：底层埋了一具被肢解的人的尸骨，被碎尸成很多块，散落在坑中有八层之多，还伴有兽类（可能是猪）的骨肉碎块。献祭者很可能先是将其和猪一起烹饪，分食，然后将零碎的骨头投进坑中的；在坑的最上层，是一具全尸，双腿蜷曲侧卧，两手合掌放在腹前，像是腿和手被捆绑着活埋的。
在作坊附近，还发现了一些相对正常的墓葬，随葬有陶器以及铜爵等少量铜器，应当是冶铸作坊经营者的墓区。25
到了三期和四期，铸铜作坊更加繁荣。此外，临近宫南路又出现了一座绿松石加工作坊。在二里头，铜器、铸铜产业经常和绿松石饰物相伴，说明人们对铜矿极为重视，开采铜矿的副产品，自然也要物尽其用。
除了青铜冶铸技术，二里头人还创作了一套有礼仪色彩的酒器，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触、三袋足的鼻和益等。这套酒器被商、周继承，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器物。
不过，在青铜技术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酒器都是陶制的。新碧-二里头人普遍嗜酒，喜欢制造专门储酒、温酒、斟酒的器皿，哪怕是寒酸的小墓，也常有陶制酒器。看来，他们粮食充足，普通人也有余粮来酿酒。
新著阶段已经有了陶盂和陶瓢。到二里头一期，则出现了最早的陶爵，高约20厘米，三条短足，一只宽带状的耳（扳手），口部向两端外翘，形成“流”和“尾”，腹部和耳上有带状纹饰。
爵的造型繁复，且颇为沉重，用它的“流”对着嘴饮用并不舒适。后世人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使用，有人猜测它是调酒的器具。
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也许张大的口部有“醒酒”作用。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比起之前的小刀、铜铃之类的小件，铜礼器体型变大（一般高
新磬出土的陶蚕和陶觎：陶孟有三只袋足，适合烧煮加热，但细小的“壶嘴”显然不适合煮粥，如果只为烧开水，它的复杂造型又有点多余，所以有学者推测它是用来温酒的，酒才当得起如此重视
二里头一期出土的爵（左）和觎，出自m54：在流行上千年之后，酒爵逐渐退场，但它被引申出了“爵位”之意，代表世袭的高贵身份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26
20厘米以上），造型复杂，需要多块陶范拼接铸造。基本都没有纹饰，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2毫米，可见当时铜料很珍贵，即使统治者也承担不起厚重的铜器。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铜钺的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27
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有传承。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28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二期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在这些物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这种风俗也延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现象。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祀坑h99也有两具。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此外，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明、清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不同的古国-早期文明中，人祭的繁荣程度有所区别。
从人祭地点看，二里头宫殿区的人祭行为相对较少，东北角的巨型坑中甚至只用猪祭祀。相对而言，铸铜作坊区的人祭数量较多，形式也很残酷，有肢解分食现象，而规模浩大的d1宫殿内的人牲数量尚不及铸铜区的一座厂房。这些区别可能显示了二里头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宫殿区内的居住者中，人祭文化不太流行，而从事铜器冶铸的群体比较崇尚人祭。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但这很可能是借后世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的运行规则来想象上古。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在宫殿区尚未修筑宫墙时，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墙。当时属于二里头二期阶段，铸铜作坊规模还不算大，也没有发现青铜兵器，那为何要把作坊区的安危放在王宫之前？可能的答案是,作坊区的围墙是手工业族群自己兴建的，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防务,并且有这种资源和实力。实际上，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墙，这种现象被许宏先生称为“大都无城”。它的根源，很可能是宫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自主管理族群。
而且，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29——除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以上是考古提供的二里头古国概况。
关于夏朝，古史只有少量记载，如《史记o夏本纪》说，大禹准备把首领职位传递给益，那位向民众推广稻种的助手，但在禹死后，民众都愿意服从禹的儿子启，于是，启建立了家族王朝——夏朝。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
而朝启，日：“吾君帝禹之子也j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o
此外，《史记》主要记载的是历代夏王的名号，其他古书则还记录了夏朝前期的动荡事件：第四王“相”被有穷氏的后羿取代，后羿又被伯明氏的寒淀篡权，寒泥屠灭了后羿和夏王相家族，而相的遗腹子少康借助母族有仍氏和有鬲氏的势力，灭掉了寒泥，恢复了夏朝。30
这起夏朝的“王子复仇记”，在新碧和二里头考古中难以得到验证，但在这个故事里，夏王朝内部有各种部族，如有穷氏、伯明氏、有仍氏、有鬲氏等，且都有自己的世袭首领，应当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夏朝还不是后世人观念中的大一统政权，内部族邦林立，二里头古城实则是夏王部族的领地，因稻作农业而人口繁盛，因青铜兵器、奢侈品而强大且富有吸引力，周边各部族甘于充当它的附庸；但夏王室一二里头人对这些臣服部族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控制，也未能在语言和文化上把中原地区整合为统一体。夏王朝的故事虽在各部族中流传，但各部族仍保持着自己的共同体生活。
这也能解释为何二里头的青铜器极少出现在古城之外。夏王朝比较保守和封闭，不屑于对外掠夺与扩张，也不想建立广土众民的真正王朝。也许，是当初后羿和寒淀的动乱给了夏王室以教训，尽量不要和其他部族走得太近。
综上，二里头-夏朝建成了一个大型聚落和复杂社会，而且依靠青铜技术保持着长期稳定；由此，一千多年来古国兴废无常的难题终于被破解。但它的保守多少影响了其华夏第一王朝的声誉，而整合黄河下游形形色色的各族邦的工作，还有待后面的王朝。
附录：青铜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