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张国硕：《盘庚迁都来龙去脉之推断》，《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6期。
6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沮北商城宫殿区i号基址发掘
简报》。
7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
1989年第10期。
9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石璋如:《北
组墓葬》（1970年）、《中组墓葬》（1972年）、《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1972年）、《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1976年），均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
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9年；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1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550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6年，第25页。
14以上详见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15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o1550号大墓》。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墓穴中央挖有方形墓室（椁室），二层台上有大量殉人尸骨，这些尸骨在底片上进行了描色以便观察。
17图片来自“中研院”史语所。
18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以下引用该报告的文字和图片不再单独注明出处。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第45页。
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8、97页。
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第12期。
同上。
于省吾先生认为，“奚”字“象人的顶部，发辫直竖，用手捉之”，而“皴是从戌奚声的形声字，系用斧钺以斫断奚头，是杀戮之意”。参见于省吾《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8页。
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泡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5-166页。胡厚宣还划分出了武丁之前的三位商王盘庚、小乙和小辛的卜辞，也有少量人祭记录，共100人。但殷墟卜辞的时代划分尚未有公认的完整方案，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中没有早于武丁的，这些卜辞应属于武丁及之后。
学者董作宾的《殷历谱》首先提出了祖甲、帝乙、帝辛时期的周祭现象，他称之为殷商的“新派宗教”。另参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7—467页。
第十一章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商王朝留下了众多遗址、文物以及累累白骨，那么，这个身居华夏文明源头的王朝是如何运作的？商王如何解释自己的权力来源？他的臣民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商朝已经有了文字，即使按最严格的“文明”标准，它也完全符合。商代甲骨文和后世的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自然会给现代人释读甲骨文带来天然的便利，但也会有误导，容易让现代人以为商朝的文化和政体很容易理解。其实，它和西周之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中国更是判若云泥。
假设一位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或者荀子，亲身访问商朝，其所见所闻将会彻底颠覆那些从史书中获得的认识。现代考古学也只是揭开了真实商代的一个小角，不仅如此，如何解读考古发现甚至复原真正的商文化，却是更加困难的工作。
冷酷而暴力的世界观
殷墟虽然出土了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但它们都是商王针对特定问题的占卜记录，并没有宏观的自我陈述。相对而言，《尚书o盘庚》记载的盘庚王的迁都讲话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盘庚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德”字，似乎商人已经有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其实，商人的“德”和后世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它不是客观的行为规范，而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王的“德”是给臣民好处，它的反义词是惩戒，是“罪”和“罚”，两手都不可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的理念，“德”才逐渐被当作一种通行的价值观。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但这仍不能保证有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频频占卜询问：“帝其降我旱？帝弗害年？唯帝令作我祸？唯帝肇王疾？帝其作我孽？”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最近会不会降下旱灾？会不会损害年成？上帝会不会保佑我？会不会让某个异邦起兵攻击我？会不会让我生病？
除了上帝和大大小小的自然神，直接影响商王生活的是天界的列祖列宗。但凡商王有任何不适，包括牙痛、耳鸣或者噩梦，都要先预判是哪位先王或先妣在作祟，然后用占卜确认，并决定举行哪种祭祀，以消弭祖先祖神的愤怒。
上帝和先王不仅需要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还垂涎着世间的活人，包括商王的夫人。武丁王最倚重夫人妇好，但她不幸早逝，于是武丁王占卜询问：“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
最后，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背面，但似乎并不是上面列举的几位，而是商族建立王朝之前的第八代酋长上甲微。2
惟帝取妇好？（《合集》2637）
惟祖乙取妇？惟父乙？（《库》1020）
惟唐取妇好？惟大甲取妇？惟祖乙取妇？妇好有取上。王占
日：上惟甲。（《合集》2636）
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
戈，是商人使用最多的兵器，甲骨文写作才。而以戈为部首，又有一系列会意字，如伐，甲骨文写作任，在甲骨卜辞中出现极多。用戈砍一个人，是伐；砍两个人（象征多个），则是“歼二甲骨文写作4,至今繁体的“癞”字还保留着原字形。殷墟祭祀区出土的大量身首分离的尸骨，大都是伐祭的遗留。
殷商的人祭多用羌人，可能是为书写方便，占卜师甚至给“伐羌”专门造了一个字，甲骨文写作轩，字形是用戈砍一名羌人。
职务的“职”，甲骨文写作f,隶定为哉，繁体的“蹄t即从此来。广的字形是“戈”+“石、显然，石头是磨砺戈刃用的。在卜辞中，这个字的意思是等待的待，因为磨砺戈是为了砍杀，本身就是个需要等待的过程。卜辞中经常出现“战，亡尤”，意为“等一等,不用担心”。由此，又引申为“职务”的“职”字，因为职务本身也是待命状态。
戍，甲骨文写作日,像一个人扛着戈，代表出征和戍卫。戎，甲骨文写作单，是“戈”和“盾”两个字的组合，意为战争。西部周族语言中的“戎”字有野蛮人之意，如“戎狄”，被后世一直沿用，但商族人的戎字本无此意。
翦，甲骨文写作1f,像一撮羽毛装饰刃部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羽毛的意义不详，也许商人崇拜鸟，就将鸟羽作为神圣的标志。但在甲骨卜辞里，不仅有商人“翦”别族，蛮族也可以“翦”商的城邑。后来的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除了大量“戈”部的字，类似兵器造型的还有天干的“戊”，甲骨文写作彳；地支的“戌二甲骨文写作t;甚至第一人称的“我”，甲骨文也是写作可。由此，便又造出一些常用字，如岁（晟）、义（羲）、咸、成等，其本意是什么已经很难判断，但肯定都和杀伐有关。甲骨文的“王”字，甲骨文作i,一把战斧（钺）的刃部，象征军事征伐是王专有的权力。3
除了对敌人（外族）的杀伐，在商人自己的生活里也不乏暴力。如“教”字，甲骨文写作我：右边是攵，手拿一根棍子;左上是“爻、一种用摆放草棍计数的方式；下面是“子”，也就是幼儿。顾名思义，用棍子督促孩子学习算数，就是教。爻字可能让人联想到八卦，不过早期的爻还没有八卦占算之意，只是单纯的算数，但更晚的八卦的确是从草棍算数发展来的。
手拿棍子的部首，不仅有“攵”，还有“支、都表示威胁和驱赶之意。此外，还有手拿战锤的“殳”部，写作4,比如甲骨文燃，就是一种用棍棒击打人牲头部致死的祭祀方式，在祭祀北风之神时会用："［北方曰］伏凰曰用。"（《合集》14294）
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
当然，甲骨文里也有女人的形象。“女”，甲骨文写作2,像一个跪坐姿势的女子，以驯服的造型和较大的胸部为特征。手抓一名女子，则是“妥、甲骨文写作2,一种用女子献祭的方式。“母”，甲骨文写作4,在女字的胸前加两点，突出其哺乳的特征。
商人称尊贵的女性为“妇”，如著名的商王夫人“妇好”和“妇井”。“妇”字的三部，甲骨文写作*,一把扫地的答帚，即“帚”字，由此可见商人默认女性的职能是做家务，用答帚即可代表妇女。至于当时和女人有关的工作，如纺织、缝纫和制衣，在甲骨文里很少有相关的字，看来它们不属于制造、使用文字的男人（武士）关注的内容。
当然，王的夫人（王后）会很有权势，经常主持战争和祭祀，但这并不代表商朝总体的性别秩序。
外来技术与殷商中兴
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
双马拉的双轮轻型战车是如何进入商朝，或者说如何进入东亚的，至今还是个历史谜团。这种技术来自五千年前中东地区出现的牛拉、驴拉轮式车辆，以及黑海北岸的草原人驯化的马匹。三千多年前，驾驶着马拉战车的“印欧人”四处扩散，远及南亚次大陆和希腊半岛，比如，古印度梵文史诗或荷马史诗中就曾多次歌颂这种英雄的座驾。
除了驾车，骑马也是快速的交通方式；不过，在距今4000—3000年前，人类还很少有骑马的尝试。这背后的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有生活习俗的惯性，也许有马匹品种进化的因素，比如，越是古老的葬马坑，马的个头往往越小,可能并不适合长途骑行。在上古时代，马拉双轮战车是唯一可以提升陆地交通速度的工具。
在商代，有些殉马坑中也有殉人，有学者因此推论说，商代已经
有了骑马行为和骑兵。但这种推论未必成立，商人很擅长用象形原理造字，如果商代已经有骑马行为，按理说他们应该会造出人骑马造型的字，但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完全没有这种字。
和人力车辆、牛拉货车不同，制造双马拖曳且高速奔驰的轻车，需要很高的制造工艺。不仅如此，驯化马和驾车的技术也非常复杂，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发展出来的。战国时期的《庄子》有“轮扁斫轮”的寓言，说这位工匠制造的车轮可以用于高速马车，可见其技术细节之精妙。
在商代前、中期，从未发现马车的踪迹，只有人力推拉的小型双轮车辙痕。夏-二里头和商代前中期遗址中几乎从未发现马骨。华北北部有些族群遗址中发现过马的骨头，但也只是将捕获的野马作为食物，从没有驯化马的迹象。
到盘庚王迁都殷地后半个世纪，武丁在位时期，却忽然出现了成熟的双马拖曳双轮战车，比如，殷都宫殿区乙区埋祭了四辆双马拉战车，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墓中有六件驾驭马车用的铜制弓形器，武丁的甲骨卜辞中也频频出现马车。可以说，马车在殷商出现得非常突然，而且似乎从一开始，技术就已经完全成熟。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
也许是某个中东地区的马车族群进入了中亚和蒙古大草原，又南下穿过燕山，在山西或河北地区遇到了商族人，然后，商人迅速掌握了驾驭战车、繁育马匹和制造车辆的技术。另一种比较缓慢但可能性更大的方式,则是马车技术自西向东,在若干个族群之间经历了“接力”式的传播，最终到了商人手里。
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拥有马车的聚落，但在从西伯利亚到中原的漫长之路上，目前还没有发现马车技术传播的中继站点。这些谜团还要留待未来揭开。
中国最早的马车实物和文字记录出现在武丁朝，但这不代表武丁时期是商人引进马车的起点。因为哪怕是技术移植，也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由此，在武丁的伯父盘庚王时期，商人应当已经引进马车技术。倘若真是如此，盘庚北渡迁殷就很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地引入和繁育马匹。
在商代，中原的气候比较湿热，本不适合马的繁育，但殷地紧邻太行山，山间草甸相对高寒，不仅适合养马，而且也更方便从冀北和晋北草原地区购买马匹。商人虽然习惯的是中原湿地环境，但殷都还属于他们可以接受的足够靠北的地域，这样，传统的水牛以及新来的战马均可兼顾。
由此，在殷商早期的石家庄台西商人据点发现的那块马骨，也可以获得解释：台西商人聚落虽还不够配备马车的资格，却是北方驯化马匹销往殷都的所经之路，所以不排除个别马匹有可能病死在这里，从而变成灰坑中的骨头。
殷商阶段，马车还不太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作为通信的手段和王朝上层人物的交通工具。
马车可以加快殷都和数百里外的商人侯国间的信息沟通，而且侯国的君长们也可以更方便地往返都城，朝见商王。当然，这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商族特性，避免因终年僻处一隅而逐渐被异族同化。而且，驾乘昂贵而罕见的马车奔驰，本身就是一件荣耀之事，不仅能让沿途的化外异族惊惧，车上的商人贵族也可以获得充足的优越感。这也是王朝精英认同的一部分。
在具体用途上，依靠马车的快速通信能力，相距上百里的商人军事据点可以保持有效联络，一旦某个城邑遭到土著部落威胁，周邻据点可以尽快参战，战报也可以迅速送到殷都，以便后方组织增援力量。马拉战车比徒步快三倍以上，这意味着传递战报和命令的时间只需原来的四分之一，而王朝可以有效管理和及时反应的面积则扩大了不止十倍。
甲骨卜辞就记载过一场使用马拉战车的战争，讲的是武丁对一个叫宙的部族的征讨。
卜辞上说，在癸丑日，一名叫“争”的占卜师为武丁王卜问：从今天到丁巳日，我军（在哪一天适合）攻击宙人？
武丁王解读说：丁巳日不合适，要到下一个甲子日。
十一天之后的甲子日，龟甲刻上了战斗结果：癸亥日，战车没投入战斗，从这天夜里到第二天的甲子日，（可能因为战车投入使用）确实消灭了宙人。
宙地环境应当比较平坦，适合战车奔驰作战。武丁王在占卜中否决了在前面四天进行决战，应该是在等待战车集结。
有学者认为，宙地在山西南部的长治一带，从殷都到这里需要翻过山岭。商人的战车可能需要拆解，然后用马驮运，翻过山岭再组装起来投入战斗，所以商王的主力需要多等待七天。至于这场战斗投入了多少战车，卜辞中没有记载，估计最多有数十辆。
宙应该是个不大的部族，在殷墟卜辞中出现的次数不多。这场战斗可能是武丁王比较集中的一次使用战车的尝试，其卜辞用异常粗大的笔画刻在了一片龟甲的正面，说明武丁王对战事非常关心——与此同时，武丁可能也在发动对“缶”部族的战争，但相关占卜却只是用细微小字刻写在“宙”的边缘。二者差别极大。这应当不是因两个敌对部族的实力区别，而是对战车实验的强调。
武丁王还经常乘马车打猎，比如“逐兜”，也就是追猎野生水牛。
在某次癸巳日，占卜师“骰”为商王卜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武丁王解读说：好像有些不顺利。第二天甲午日，武丁去捕猎野水牛，一名“小臣”（王的私家奴仆）为王驾驶马车，结果，奔驰中王的车撞到了一块石头，车轴被撞断了，整辆车都翻了，武丁的一位亲戚、重臣“子央”也从车上摔了下来。王和子央可能不是乘坐同一辆车。
这起事故超出了占卜预测的结果，被补刻在了前一天的卜辞后面。目前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关于马车的记载主要属于武丁王，但这
《合集》6384正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翦（武）宙？王占日：丁巳我毋其翦（我），于来甲子翦（我）。旬有一日癸亥,车弗翦（茂）o之夕向甲子，允翦（比）。
《合集》10405记载的武丁王马车事故
癸巳卜，骰鼎（贞）：旬亡祸？王（占）曰：乃兹亦有咎,若储。甲午，王往逐兜，小臣叶车马，磁，奥（坏）王车,子央亦坠。
不等于武丁时期使用马车次数最多。从考古发掘可见，武丁之后，马车数量一直在增长，到殷商晚期，车马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武丁时期，不仅王室祭祀、殉葬要埋车马，殷都内外越来越多的商人贵族也开始流行殉葬车马。
因此，殷商晚期能够投入作战的马车数量应该已经远超武丁王时期，可能达到数百辆规模。至于为什么武丁之后的甲骨卜辞中少见马车记载，很可能是出土甲骨数量不均衡所致：武丁时期的甲骨侥幸保存下来的较多，后世诸王的则较少，这是考古工作难以避免的偶然性。
大约和盘庚王迁往殷都同时，在中东地区，古埃及和古赫梯两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战——卡迭石战役，双方投入的马拉战车均超过一千辆。这次战役被古埃及文和赫梯人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下来。两相比较，商代的战车数量应该还达不到这种规模。
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族”
商王的权力来自神界，貌似对人间的一切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但现实呈现得更为复杂。
早商时代的考古资料较少，文献史书又不可靠，直到发掘出垣曲和偃师商城的巨大仓储建筑群，我们才得以窥见早商王朝巨大的控制力。至于这种控制力是如何实现的，目前还无法回答。
经历衰落和模糊不清的中商后，晚商殷墟时代的信息开始多了起来。殷墟没有发现早商那种超级仓储建筑群，从甲骨卜辞等各种材料来看，殷商并没有现代人熟悉的各种政府体系，如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层级政府等。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血缘关系的“族”，甲骨文写作不，字形是战旗和一支箭，直观表现了它的战争属性。商人的族，可以理解成宗族、部族或氏族，每个商人宗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统治着耕作的土著农民。
2004年第6期。
6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沮北商城宫殿区i号基址发掘
简报》。
7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
1989年第10期。
9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石璋如:《北
组墓葬》（1970年）、《中组墓葬》（1972年）、《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1972年）、《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1976年），均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
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9年；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1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550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6年，第25页。
14以上详见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15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o1550号大墓》。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墓穴中央挖有方形墓室（椁室），二层台上有大量殉人尸骨，这些尸骨在底片上进行了描色以便观察。
17图片来自“中研院”史语所。
18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以下引用该报告的文字和图片不再单独注明出处。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第45页。
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8、97页。
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第12期。
同上。
于省吾先生认为，“奚”字“象人的顶部，发辫直竖，用手捉之”，而“皴是从戌奚声的形声字，系用斧钺以斫断奚头，是杀戮之意”。参见于省吾《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8页。
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泡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5-166页。胡厚宣还划分出了武丁之前的三位商王盘庚、小乙和小辛的卜辞，也有少量人祭记录，共100人。但殷墟卜辞的时代划分尚未有公认的完整方案，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中没有早于武丁的，这些卜辞应属于武丁及之后。
学者董作宾的《殷历谱》首先提出了祖甲、帝乙、帝辛时期的周祭现象，他称之为殷商的“新派宗教”。另参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7—467页。
第十一章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商王朝留下了众多遗址、文物以及累累白骨，那么，这个身居华夏文明源头的王朝是如何运作的？商王如何解释自己的权力来源？他的臣民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商朝已经有了文字，即使按最严格的“文明”标准，它也完全符合。商代甲骨文和后世的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自然会给现代人释读甲骨文带来天然的便利，但也会有误导，容易让现代人以为商朝的文化和政体很容易理解。其实，它和西周之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中国更是判若云泥。
假设一位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或者荀子，亲身访问商朝，其所见所闻将会彻底颠覆那些从史书中获得的认识。现代考古学也只是揭开了真实商代的一个小角，不仅如此，如何解读考古发现甚至复原真正的商文化，却是更加困难的工作。
冷酷而暴力的世界观
殷墟虽然出土了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但它们都是商王针对特定问题的占卜记录，并没有宏观的自我陈述。相对而言，《尚书o盘庚》记载的盘庚王的迁都讲话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盘庚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德”字，似乎商人已经有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其实，商人的“德”和后世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它不是客观的行为规范，而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王的“德”是给臣民好处，它的反义词是惩戒，是“罪”和“罚”，两手都不可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的理念，“德”才逐渐被当作一种通行的价值观。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但这仍不能保证有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频频占卜询问：“帝其降我旱？帝弗害年？唯帝令作我祸？唯帝肇王疾？帝其作我孽？”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最近会不会降下旱灾？会不会损害年成？上帝会不会保佑我？会不会让某个异邦起兵攻击我？会不会让我生病？
除了上帝和大大小小的自然神，直接影响商王生活的是天界的列祖列宗。但凡商王有任何不适，包括牙痛、耳鸣或者噩梦，都要先预判是哪位先王或先妣在作祟，然后用占卜确认，并决定举行哪种祭祀，以消弭祖先祖神的愤怒。
上帝和先王不仅需要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还垂涎着世间的活人，包括商王的夫人。武丁王最倚重夫人妇好，但她不幸早逝，于是武丁王占卜询问：“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
最后，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背面，但似乎并不是上面列举的几位，而是商族建立王朝之前的第八代酋长上甲微。2
惟帝取妇好？（《合集》2637）
惟祖乙取妇？惟父乙？（《库》1020）
惟唐取妇好？惟大甲取妇？惟祖乙取妇？妇好有取上。王占
日：上惟甲。（《合集》2636）
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
戈，是商人使用最多的兵器，甲骨文写作才。而以戈为部首，又有一系列会意字，如伐，甲骨文写作任，在甲骨卜辞中出现极多。用戈砍一个人，是伐；砍两个人（象征多个），则是“歼二甲骨文写作4,至今繁体的“癞”字还保留着原字形。殷墟祭祀区出土的大量身首分离的尸骨，大都是伐祭的遗留。
殷商的人祭多用羌人，可能是为书写方便，占卜师甚至给“伐羌”专门造了一个字，甲骨文写作轩，字形是用戈砍一名羌人。
职务的“职”，甲骨文写作f,隶定为哉，繁体的“蹄t即从此来。广的字形是“戈”+“石、显然，石头是磨砺戈刃用的。在卜辞中，这个字的意思是等待的待，因为磨砺戈是为了砍杀，本身就是个需要等待的过程。卜辞中经常出现“战，亡尤”，意为“等一等,不用担心”。由此，又引申为“职务”的“职”字，因为职务本身也是待命状态。
戍，甲骨文写作日,像一个人扛着戈，代表出征和戍卫。戎，甲骨文写作单，是“戈”和“盾”两个字的组合，意为战争。西部周族语言中的“戎”字有野蛮人之意，如“戎狄”，被后世一直沿用，但商族人的戎字本无此意。
翦，甲骨文写作1f,像一撮羽毛装饰刃部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羽毛的意义不详，也许商人崇拜鸟，就将鸟羽作为神圣的标志。但在甲骨卜辞里，不仅有商人“翦”别族，蛮族也可以“翦”商的城邑。后来的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除了大量“戈”部的字，类似兵器造型的还有天干的“戊”，甲骨文写作彳；地支的“戌二甲骨文写作t;甚至第一人称的“我”，甲骨文也是写作可。由此，便又造出一些常用字，如岁（晟）、义（羲）、咸、成等，其本意是什么已经很难判断，但肯定都和杀伐有关。甲骨文的“王”字，甲骨文作i,一把战斧（钺）的刃部，象征军事征伐是王专有的权力。3
除了对敌人（外族）的杀伐，在商人自己的生活里也不乏暴力。如“教”字，甲骨文写作我：右边是攵，手拿一根棍子;左上是“爻、一种用摆放草棍计数的方式；下面是“子”，也就是幼儿。顾名思义，用棍子督促孩子学习算数，就是教。爻字可能让人联想到八卦，不过早期的爻还没有八卦占算之意，只是单纯的算数，但更晚的八卦的确是从草棍算数发展来的。
手拿棍子的部首，不仅有“攵”，还有“支、都表示威胁和驱赶之意。此外，还有手拿战锤的“殳”部，写作4,比如甲骨文燃，就是一种用棍棒击打人牲头部致死的祭祀方式，在祭祀北风之神时会用："［北方曰］伏凰曰用。"（《合集》14294）
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
当然，甲骨文里也有女人的形象。“女”，甲骨文写作2,像一个跪坐姿势的女子，以驯服的造型和较大的胸部为特征。手抓一名女子，则是“妥、甲骨文写作2,一种用女子献祭的方式。“母”，甲骨文写作4,在女字的胸前加两点，突出其哺乳的特征。
商人称尊贵的女性为“妇”，如著名的商王夫人“妇好”和“妇井”。“妇”字的三部，甲骨文写作*,一把扫地的答帚，即“帚”字，由此可见商人默认女性的职能是做家务，用答帚即可代表妇女。至于当时和女人有关的工作，如纺织、缝纫和制衣，在甲骨文里很少有相关的字，看来它们不属于制造、使用文字的男人（武士）关注的内容。
当然，王的夫人（王后）会很有权势，经常主持战争和祭祀，但这并不代表商朝总体的性别秩序。
外来技术与殷商中兴
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
双马拉的双轮轻型战车是如何进入商朝，或者说如何进入东亚的，至今还是个历史谜团。这种技术来自五千年前中东地区出现的牛拉、驴拉轮式车辆，以及黑海北岸的草原人驯化的马匹。三千多年前，驾驶着马拉战车的“印欧人”四处扩散，远及南亚次大陆和希腊半岛，比如，古印度梵文史诗或荷马史诗中就曾多次歌颂这种英雄的座驾。
除了驾车，骑马也是快速的交通方式；不过，在距今4000—3000年前，人类还很少有骑马的尝试。这背后的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有生活习俗的惯性，也许有马匹品种进化的因素，比如，越是古老的葬马坑，马的个头往往越小,可能并不适合长途骑行。在上古时代，马拉双轮战车是唯一可以提升陆地交通速度的工具。
在商代，有些殉马坑中也有殉人，有学者因此推论说，商代已经
有了骑马行为和骑兵。但这种推论未必成立，商人很擅长用象形原理造字，如果商代已经有骑马行为，按理说他们应该会造出人骑马造型的字，但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完全没有这种字。
和人力车辆、牛拉货车不同，制造双马拖曳且高速奔驰的轻车，需要很高的制造工艺。不仅如此，驯化马和驾车的技术也非常复杂，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发展出来的。战国时期的《庄子》有“轮扁斫轮”的寓言，说这位工匠制造的车轮可以用于高速马车，可见其技术细节之精妙。
在商代前、中期，从未发现马车的踪迹，只有人力推拉的小型双轮车辙痕。夏-二里头和商代前中期遗址中几乎从未发现马骨。华北北部有些族群遗址中发现过马的骨头，但也只是将捕获的野马作为食物，从没有驯化马的迹象。
到盘庚王迁都殷地后半个世纪，武丁在位时期，却忽然出现了成熟的双马拖曳双轮战车，比如，殷都宫殿区乙区埋祭了四辆双马拉战车，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墓中有六件驾驭马车用的铜制弓形器，武丁的甲骨卜辞中也频频出现马车。可以说，马车在殷商出现得非常突然，而且似乎从一开始，技术就已经完全成熟。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
也许是某个中东地区的马车族群进入了中亚和蒙古大草原，又南下穿过燕山，在山西或河北地区遇到了商族人，然后，商人迅速掌握了驾驭战车、繁育马匹和制造车辆的技术。另一种比较缓慢但可能性更大的方式,则是马车技术自西向东,在若干个族群之间经历了“接力”式的传播，最终到了商人手里。
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拥有马车的聚落，但在从西伯利亚到中原的漫长之路上，目前还没有发现马车技术传播的中继站点。这些谜团还要留待未来揭开。
中国最早的马车实物和文字记录出现在武丁朝，但这不代表武丁时期是商人引进马车的起点。因为哪怕是技术移植，也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由此，在武丁的伯父盘庚王时期，商人应当已经引进马车技术。倘若真是如此，盘庚北渡迁殷就很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地引入和繁育马匹。
在商代，中原的气候比较湿热，本不适合马的繁育，但殷地紧邻太行山，山间草甸相对高寒，不仅适合养马，而且也更方便从冀北和晋北草原地区购买马匹。商人虽然习惯的是中原湿地环境，但殷都还属于他们可以接受的足够靠北的地域，这样，传统的水牛以及新来的战马均可兼顾。
由此，在殷商早期的石家庄台西商人据点发现的那块马骨，也可以获得解释：台西商人聚落虽还不够配备马车的资格，却是北方驯化马匹销往殷都的所经之路，所以不排除个别马匹有可能病死在这里，从而变成灰坑中的骨头。
殷商阶段，马车还不太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作为通信的手段和王朝上层人物的交通工具。
马车可以加快殷都和数百里外的商人侯国间的信息沟通，而且侯国的君长们也可以更方便地往返都城，朝见商王。当然，这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商族特性，避免因终年僻处一隅而逐渐被异族同化。而且，驾乘昂贵而罕见的马车奔驰，本身就是一件荣耀之事，不仅能让沿途的化外异族惊惧，车上的商人贵族也可以获得充足的优越感。这也是王朝精英认同的一部分。
在具体用途上，依靠马车的快速通信能力，相距上百里的商人军事据点可以保持有效联络，一旦某个城邑遭到土著部落威胁，周邻据点可以尽快参战，战报也可以迅速送到殷都，以便后方组织增援力量。马拉战车比徒步快三倍以上，这意味着传递战报和命令的时间只需原来的四分之一，而王朝可以有效管理和及时反应的面积则扩大了不止十倍。
甲骨卜辞就记载过一场使用马拉战车的战争，讲的是武丁对一个叫宙的部族的征讨。
卜辞上说，在癸丑日，一名叫“争”的占卜师为武丁王卜问：从今天到丁巳日，我军（在哪一天适合）攻击宙人？
武丁王解读说：丁巳日不合适，要到下一个甲子日。
十一天之后的甲子日，龟甲刻上了战斗结果：癸亥日，战车没投入战斗，从这天夜里到第二天的甲子日，（可能因为战车投入使用）确实消灭了宙人。
宙地环境应当比较平坦，适合战车奔驰作战。武丁王在占卜中否决了在前面四天进行决战，应该是在等待战车集结。
有学者认为，宙地在山西南部的长治一带，从殷都到这里需要翻过山岭。商人的战车可能需要拆解，然后用马驮运，翻过山岭再组装起来投入战斗，所以商王的主力需要多等待七天。至于这场战斗投入了多少战车，卜辞中没有记载，估计最多有数十辆。
宙应该是个不大的部族，在殷墟卜辞中出现的次数不多。这场战斗可能是武丁王比较集中的一次使用战车的尝试，其卜辞用异常粗大的笔画刻在了一片龟甲的正面，说明武丁王对战事非常关心——与此同时，武丁可能也在发动对“缶”部族的战争，但相关占卜却只是用细微小字刻写在“宙”的边缘。二者差别极大。这应当不是因两个敌对部族的实力区别，而是对战车实验的强调。
武丁王还经常乘马车打猎，比如“逐兜”，也就是追猎野生水牛。
在某次癸巳日，占卜师“骰”为商王卜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武丁王解读说：好像有些不顺利。第二天甲午日，武丁去捕猎野水牛，一名“小臣”（王的私家奴仆）为王驾驶马车，结果，奔驰中王的车撞到了一块石头，车轴被撞断了，整辆车都翻了，武丁的一位亲戚、重臣“子央”也从车上摔了下来。王和子央可能不是乘坐同一辆车。
这起事故超出了占卜预测的结果，被补刻在了前一天的卜辞后面。目前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关于马车的记载主要属于武丁王，但这
《合集》6384正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翦（武）宙？王占日：丁巳我毋其翦（我），于来甲子翦（我）。旬有一日癸亥,车弗翦（茂）o之夕向甲子，允翦（比）。
《合集》10405记载的武丁王马车事故
癸巳卜，骰鼎（贞）：旬亡祸？王（占）曰：乃兹亦有咎,若储。甲午，王往逐兜，小臣叶车马，磁，奥（坏）王车,子央亦坠。
不等于武丁时期使用马车次数最多。从考古发掘可见，武丁之后，马车数量一直在增长，到殷商晚期，车马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武丁时期，不仅王室祭祀、殉葬要埋车马，殷都内外越来越多的商人贵族也开始流行殉葬车马。
因此，殷商晚期能够投入作战的马车数量应该已经远超武丁王时期，可能达到数百辆规模。至于为什么武丁之后的甲骨卜辞中少见马车记载，很可能是出土甲骨数量不均衡所致：武丁时期的甲骨侥幸保存下来的较多，后世诸王的则较少，这是考古工作难以避免的偶然性。
大约和盘庚王迁往殷都同时，在中东地区，古埃及和古赫梯两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战——卡迭石战役，双方投入的马拉战车均超过一千辆。这次战役被古埃及文和赫梯人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下来。两相比较，商代的战车数量应该还达不到这种规模。
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族”
商王的权力来自神界，貌似对人间的一切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但现实呈现得更为复杂。
早商时代的考古资料较少，文献史书又不可靠，直到发掘出垣曲和偃师商城的巨大仓储建筑群，我们才得以窥见早商王朝巨大的控制力。至于这种控制力是如何实现的，目前还无法回答。
经历衰落和模糊不清的中商后，晚商殷墟时代的信息开始多了起来。殷墟没有发现早商那种超级仓储建筑群，从甲骨卜辞等各种材料来看，殷商并没有现代人熟悉的各种政府体系，如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层级政府等。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血缘关系的“族”，甲骨文写作不，字形是战旗和一支箭，直观表现了它的战争属性。商人的族，可以理解成宗族、部族或氏族，每个商人宗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统治着耕作的土著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