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台内有三颗人头，"一颗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男性的；其余两颗则都是女性的，年龄分别为三十岁和四十岁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岁左右的这名女性，应该自幼就拔掉了下牙的两颗门齿。这属于“东夷”习俗，自大汶口文化以来，在山东及胶东某些地区一直存在。墓主生前很可能参加过征讨东夷的战争，并从当地带回了一些俘虏。
和人头同一层面的二层台内，还有牛腿和羊腿,以及陶制的豆、瓢、爵，它们应当是用来盛放食品和酒的。
放置完随葬品和人牲后，开始往墓穴里填土夯筑。夯填的过程中，还会埋入殉人和殉狗：到一半深度时，杀了一名两三岁的幼儿，将其头颅面朝下扣在了土中。到距离地面1米左右时，又杀了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将其头颅侧放在了填土内。对头骨和牙齿的鉴定表明，这名女子生前应该营养较好，属于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人群。根据发掘报告，共埋入四名成人和一名幼儿的头骨，但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体,而且该墓周边也没有发现人祭坑或者无头尸坑。
在墓葬填埋数年后，墓主的家人为其建造了一座墓上“享堂”：先是在墓穴正上方筑起1米多厚的夯土台基，并筑进一枚成年人头骨和一名全躯的少年，然后在台基上建造亭子式享堂。
若干年后，享堂塌毁，有人便在它的基础上挖了一座近方形坑，坑底埋入一名被砍头的仰身直肢的男子，人头放在身体的左侧，右侧则是两具儿童的尸体。这座祭祀坑，可能出自“亚长”的后人。
在m54附近，考古队共发掘出40座竖穴墓，大多数是随葬品较少的小墓，有殉人的只有两座，其中一座殉二人（m82）。这些墓葬可能多是亚长氏族的成员或者属民的，看来他们多数人并不富裕。
“子”和亚长的后人应该繁衍了很多代。周灭商后，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商丘，并在那里建立宋国，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至于他们能否放弃血腥的杀祭宗教，这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故事了。
注释
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
下简称《花东》。殷墟有两个花园庄，一个在沮河北岸的阻北商城内，一个
在沮河南岸的宫殿区南侧（已整体搬迁），出土h3甲骨坑的在恒河南。
商代已有大学，如《合集》3510：“右学。”《合集》20101：“丁巳卜，右学。”《礼记o王制》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郑玄解释说:“右学，大学也。”《屯南》60：“于大学寻」
关于这位“子”的具体身份，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王室近亲，但又认为“子”没有祭祀盘庚王的卜辞，说明他是盘庚之前的王繁衍出的旁支。本书认为，这种推测方式可能有问题，因为盘庚一代有四位兄弟当过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盘庚之外三王的后裔不当王自然就不会祭祀盘庚,但这不影响其作为王子的尊贵地位。花园庄东地“子”的卜辞里从未提及“父”，很难确定他的父亲是谁。
《花东》206。
《花东》50o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489条。
《屯南》662o另可参见宋镇豪《甲骨文中的乐舞补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以下有关小屯建筑丁组遗存的基本信息、数据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按照发掘报告的描述，这种器物坑有对称的两座，但另一座已经被后世破坏，只剩了一些陶片。
王恩田：《武父乙孟与殷墟大型宗庙基址f1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李竞恒：《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凡有关m54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发掘报告称，这三个人头“并未放置在二层台上，而是放置在二层台内”。此描述有些难以理解，“二层台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夯筑在二层台的土内；另一种是在二层台侧面掏出壁龛、放置人头。
第十四章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关中盆地在群山环抱之中，犹如一片东西狭长的柳叶，渭河从盆地中央流过，沿途接受洋河、濡河、泾河和北洛河等支流汇入，最终注入黄河大拐弯处。
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关中盆地内一直有众多繁荣的小村落，但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华北各地开始进入普遍的动荡和战乱。关中也不例外。今西安市西郊的客省庄（二期）就出现了大量杀戮、冲突甚至人祭的迹象。
但不知何故，关中的新石器人群未能“进化”到早期国家。龙山动荡期过去之后，这里又回归仰韶时代那种与世无争的社会状态。在关中之外，南佐、石郎和陶寺等古国兴废倏忽，夏、商文明迅速迭代升级，却都没影响到关中的宁静生活。
这是上古时代的常态：并非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自动进化成更大的共同体和国家；事实是，多数会一直停滞无为，直到被强大的古国或王朝吞并，被强行裹挟进人类的“发展”大潮中。
王朝扩张也会引发土著的反抗。关中是商王朝的“西土”边疆,也是献祭人牲的重要来源。商朝的势力虽在这里活跃数百年，但从未占领整个盆地。西安市东郊潘桥区老牛坡村的黄土地层，记录着商朝对关中数百年的经营史。
商朝通过设立城邑或侯国管理外地和边疆，本质上，这是一种分封建国的制度。后来的西周也同样实行封建制，但不同的是，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很难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当然，对于商朝来说，湖北盘龙城是特例，也是一个教训。
老牛坡是商朝设在外地侯国的典型个案，显示了商族人祭文化和土著部族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
早商的入侵者
20世纪，老牛坡的村民耕作时还偶尔会挖出商代青铜器，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85—1989年，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由此，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发端、跨越整个商代的聚落逐渐露出部分真容。
老牛坡村接近关中盆地中心，背靠骊山，面对满河。在商人到来之前，本地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在黄土坡地上开垦出农田，用石刀和石镰收割谷物，在濯河中用网捕鱼，留下了很多拇指粗的石制渔网坠。他们也做些艺术工作，比如，在陶罐的口沿捏出花边，用石头磨制成巴掌大的环形“石璧”。
土著墓葬的随葬品很少，没有任何兵器，说明他们的生活中少有暴力冲突，也几乎没有权力组织和社会分化。那么，又是什么引来了商人征服者？
墓葬里埋藏着答案：发掘的七座墓中，四座随葬有绿松石。也就是说，附近的山中有铜矿，这正是商人搜寻的目标，而且也只有在能生产铜器的地方，商人才能建立稳固的据点。
可能在刚刚灭亡夏朝一二里头古城之后，新兴的商族人就乘胜进入了关中。他们沿着黄河南岸古道而上，穿越豫西的山涧和密林。这一路虽颇为艰辛，但并不缺少人烟。在仰韶时代，农业聚落已经遍布这里山间的各处台地。
关中盆地虽然开阔，但尚未进入古国时代，并没有值得掳掠的繁荣邑聚，所以这批商人并未把关中视作久留之地。直到开国百年，郑洛地区开始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关中地区这才成为商朝扩张的新大陆，一批又一批商人进入潼关，在盆地东部扩散开，建起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据点。其中，老牛坡规模最大，延续时间也最长。
老牛坡商代地层分为四期。一期还是本地土著的生活世界，到二期，开始出现冶铸青铜的遗迹，并伴随着大量早商式（二里冈文化）陶器碎片。这是商朝人入侵和定居的证据，湖北的盘龙城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关中周边的铜矿少而零散，虽难以形成盘龙城那种规模的青铜产业，但已经足够征服者自用。
老牛坡二期的生活-作坊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灰坑，考古工作者在里面发现了两块铜炼渣、两枚铜散和一枚铜锥，还有铸造铜镁和铜戈的陶质残范各一块——是铸造小件铜器用的“双面范”，两块范拼合，可以多次使用。在半块破头大小的镶范上，五枚箭镶呈扇形分布，其中四枚完整，无倒刺，两翼三角形；戈范刃部平直，锋利。这都是早商时代青铜器的特征。
没有发现任何稍大的铜器和铸铜范，比如商族人常见的铜酒器。由此可见：一，这批征服者地位不太高；二，军事需求最为迫切，必须用有限的铜资源巩固新据点。不过，他们还是仿照铜器的饕黄花纹制造了陶器，试图效仿故乡显贵们的生活。
商人常见的杀人献祭自然不会缺席。一座边长约半米的三角形
2
商代文化二期陶、铜器
1.饿范88xl12hl8：94
2.戈范88xl12hl8:35
3.铜锥88xl12hl8:3
4.铜镣88xl12hl8:28
老牛坡商代二期的陶制铸范和铜器
二期仿铜陶箧，有商代铜器常见的饕餐夔龙纹饰带
小坑，里面埋着三枚完整的幼儿头骨，但没有任何躯干骨和肢骨。填土经过夯打，头骨非常破碎，无法分辨性别，只能判断他们的年龄在两岁左右。这些幼儿可能是用来向铸铜设施献祭的，因为人头坑紧挨着一座大灰坑（88xli2h6）,从中发现了两块铜炼渣，说明铜炉应该在不远处。
在出土了铜镁和铜锥的88xl12hl8灰坑，还发现了两片由人头骨磨制成的椭圆形“骨饼”，直径约3.5厘米，比硬币略大，没有穿孔和纹饰，不知有何用处。
由于发掘范围有限，没有发现商人的房屋和墓葬，只有一些灰坑。从这些信息看，在二期，商人征服者数量不多，生活也不算奢华。
综上，老牛坡二期只发现有铸造工具，但没有冶炼铜的迹象，比如大量的铜炼渣。那么，用于冶铸的铜料又来自哪里？
沿浦河向上游20公里，蓝田县的怀珍坊村有这一时期堆积的铜渣、木炭屑以及冶铜炉的残迹。比如，有草拌泥的红烧土块，一面粘有一层绿色凝结铜汁，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炼铜炉的炉壁碎块。
和同期的老牛坡一样，怀珍坊没有发现大件铜容器（礼器），但出土有早商式陶器，以及一些小件铜器，如铜戈、小铜刀、铜锥、铜钻、铜傲和铜环等。此外，还有一块重三斤的铜圆饼（用于铸造的铜锭）。
也没有发现铸铜设备，比如铸造用的范。看来，这里和老牛坡正好互补，冶炼出的铜锭会被送到老牛坡投入铸造。只是本来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冶铸工作，为何要分在相隔20公里的两地？
其一，可能是铜矿石不易运输，且冶炼场地离铜矿越近，则成本越低；其二，这两种工序都有很特殊的条件，冶铜需要有矿石来源，铸铜则还需要铅和锡，以及合金配比技术。两种工序分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商人部族各自拥有的产业，怀珍坊这家有矿山，老牛坡则有铅和锡以及铸造技术，他们可以分工合作，却不愿合并成一'家。
和冶铜设施同期，怀珍坊遗址还发掘出五座低等级墓葬，尸骨大多残缺，下葬时应该已被砍去肢体。ml墓主缺头骨和右半身骨骼,有右小腿骨。从骨架观察，头骨及右半身骨骼应该在埋葬时就缺了，足骨有明显截断的痕迹。m2墓主是一名儿童，“坑内仅有两根小腿骨,有明显的截痕”。m3墓主的骨架缺上肢骨和肋骨等，发掘报告认为，下葬时尸体就已经不完整了。m4墓主的骨架缺右上肢骨、左股骨及其他小件。2
这是伴随商人而来的征服和残酷统治，自给自足的土著村落成为商人统治下的奴隶庄园。一方面，开采和运输铜矿石需要较多劳动力，怀珍坊的这些死者可能是被奴役和虐杀的本地劳工。另一方面，这些人仍然拥有比较正规的墓葬，墓穴里有几件简陋的随葬品，说明他们还生活在自己的村落和家庭环境中，死后也由亲人安葬。
怀珍坊的早商文化层很薄，没有更晚的（殷商时期）陶器和铜器,说明这个据点只是昙花一现，然后被永远废弃。
第二轮西进运动
不止怀珍坊聚落，甚至不止关中，在商朝中叶，商人在各方向的扩张潮都在冻结和收缩。此时，并未出现强有力的外敌,正如前文所述,商人的挫折来自内部的九世之乱，这造成了王朝近百年的停滞。
然后是盘庚王迁殷。之后，殷商终于稳定了下来。经过几十年休养，王朝实力逐渐恢复，到长寿的武丁王在位时期，又开始了对四方的征伐。而且，殷商已经有马拉战车，王宫和上千里外的战线的联络得以解决，征伐已不再是盲人摸象般的自发扩张，而是由商王统一指挥的军事行动。
第二轮“西进运动”是武丁开启的，重点指向晋南和关中盆地。商人入侵者持续向关中西部推进，与各种土著部落频繁发生激战。这是上一轮自发扩张潮从未能抵达的地区。
关中西部有一个叫“周”的羌人部族。有一条甲骨卜辞的内容，就是武丁占卜要不要亲自去征讨周方：“丙辰卜，宾贞，王惟周方征。”（《合集》6657正）此外，武丁还多次占卜需要派哪些武装去“寇周”，寇也释读成“扑”，都有征伐之意。这种卜辞多达九条，预备动用的武装则有“多子族”：“己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还有犬侯、尹侯、崇侯虎以及一些字形无法释读的侯和人名。3可见，武丁动用的兵力非常强大，尤其是“多子族”，它是商王族的武装，陈梦家将其比作清代的八旗军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丁这里讨伐的羌人周族（姜姓周族），和后来周文王的姬姓周族不一样。4武丁王时期，周文王的先祖姬姓周族还生活在偏远的陕北山地，而非关中盆地，商朝还不可能知道他们。当然，羌人周族和姬姓周族还有血缘上的联系，后面我们会对此详细介绍。
商人军队消灭姜姓周族后，占据了岐山之南、渭水之北的周原地区。然后，武丁王册封了一名王族显贵统治周原，在甲骨文里，他被称为“周侯”。注意，这是商人建立的周原侯国。
周原地区出土过几次商代青铜器，5有窖藏，也有墓葬。多数铜器造型属于殷墟前期，恰和武丁时期的西进运动吻合，但也有少数铜器时代更早，属于迁殷之前的商前期。这少数的商前期铜器可能是被主人从商朝核心区带到新征服的周原的，保存和使用了好几代，最后被随葬埋入地下。
这些铜器表明，占领周原后，商朝便试图在此建立稳定的据点和扩张基地。显然，新册封的这位周侯和王室关系密切，武丁时期的卜辞里有很多关于他的内容，比如，“令周侯今生月亡祸”（《合集》20074）,意思是,武丁祈祷周侯这个月没有灾祸。
再到几代人之后，商朝授予周文王的封号则是“周方伯”。6伯是异族酋长，商朝是不会给异族头领“侯”的称号的。
武丁曾占卜一位“妇周”的病情会不会延续。7“妇某”的称呼专用于商族血统的后妃，比如著名的妇好。倘若是异族女子，哪怕成为商王宠妃，也不会享有这种称呼，比如末代商纣王宠爱的妲己，她来自“己”姓的苏国，而非“子”姓的商族，所以不能称“妇妲”。
武丁死后，西进运动再次式微。结果，西部土著羌人和商人的冲突日益频繁，关中西部的商人据点还没来得及稳固就纷纷沦陷。在周原，虽然发现过多组武丁时期的青铜礼器，但没有发现任何高等级建筑。这说明，这个商人侯国可能立国不久就被消灭，或者被迫离开了。
1972年，在周原范围内的岐山县京当村出土了五件有“目”形纹饰的商式铜器。它们被保存在一个“用圆石头砌成的窖穴”中，村民挖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说明这批铜器不是随葬品，而是战乱来临时埋藏的，很可能是主人发现自己遭到羌人围困，来不及带走财宝，只好在突围之前先埋了起来。
商人对待异族过于残忍，俘获的羌人被一批批送到殷都献祭，故而许多羌人宁愿战死或逃亡，也不愿在商人的统治下苟活。所以，仅靠武力，商人一直难以统治整个关中盆地。
更复杂的是，动荡甚至形成了一种虹吸效应，更遥远的西北方土著部族，正在缓慢而持续地翻过陇山和六盘山朝关中迁徙。他们可能是被商人新奇的青铜产品吸引，同时试图占据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比如，以“分裆袋足”陶鬲为特征的刘家文化，有学者认为，它是从西北方进入关中的，属于甲骨文中的羌人群体。8
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和祖甲相继为王。《史记o殷本纪》记载，祖甲“淫乱，殷复衰”，周侯之国遂被废弃。自此，商人势力撤出关中西部，这里彻底萧条，连青铜器也很少被发现。但商人还是固守住
了关中东部的老牛坡，在这里，武丁王新册封了一位商人贵族，他就是《史记》和《封神演义》里鼎鼎大名的崇侯虎。
崇侯虎早生了二百年
据《史记o周本纪》，文王周昌被商纣王囚禁美里的起因是：
崇侯虎谓（诬告）西伯于殷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美里。
从此，周昌经历了一系列遭遇和幸运。获释后，他开始积蓄力量，密谋翦商，并在其去世前一年，穷周族之全力向崇国发动进攻，终于攻灭了这个仇敌之国。
《诗经o大雅o皇矣》对崇国的灭亡有生动描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命令文王：“召集你的同盟，集合你的族人，带上你攻城的钩梯和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j
那么，让文王如此咬牙切齿，以至动用上帝来诅咒的崇国，究竟在哪里？对此，史书却语焉不详。
其实，在比周文王早二百年的商王武丁时代，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了崇侯虎。（《合集》6554）
1.贞：令从崇侯虎伐鬃方，受有佑。
2.贞：勿从崇侯。9
武丁让崇国伐鬃方，说明它们之间比较近。后来，周武王灭商,
《合集》6554
1.贞：令从崇侯虎伐髻方，受有佑。2.贞：勿从崇侯。
盟军之中也有“鬃（《尚书o牧誓》）可见，周原和鬃方距离不远。据此推测，崇国和周原之间也不会太远。
从甲骨文字形看，崇字中间是一张树立的床，上下各有一个类似方括号的符号，“床”可能是音旁，和“崇”发音接近。在卜辞中，这个崇字经常被写得非常瘦高，超过正常的两个字的高度，可能用来表示它有“高”的含义。从音和意来看，它都很接近“崇”字。
崇侯虎为何会出现在文王之前二百年？很可能是因为，作为崇国的开国之君，他在武丁王时期就非常活跃且显赫。胡厚宣先生就总结说，武丁时有捍卫商王朝的鼎足三大将，崇侯虎就在其中。这可能导致名人效应，使得后人在讲述文王经历时，把晚近的“崇侯”误记成了“崇侯虎”。
此外，开国之君的名字也可能成为后世历代国君的代称。比如,西周建立后，周文王的两位弟弟虢仲和虢叔的后人的封国皆名为虢，这两国后世的国君便也继续分别被称为虢仲和虢叔。按这种逻辑，崇国历代国君也都可以被称为崇侯虎。
至于崇国在何地，老牛坡遗址提供了答案。
《诗经》和《史记》有记载，攻灭崇国之后，文王立刻把驻地从周原迁到了丰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古代已有学者猜测，崇国应该离丰地不远：”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史记正义周本纪》）丰地，在今西安市西郊，而老牛坡在东郊，两地相距仅约50公里。所以，发掘报告推测，老牛坡可能就是崇国都城：
若老牛坡遗址所在地果为崇国都邑旧址，则丰、镐一带地属崇国势力范围或政治辖区，是完全可能的。11
考古发掘显示，在老牛坡三期（相当于殷墟前半期，武丁王的西部扩张开启之时），一批身份更高的商人来到这里定居，兴建起高等级建筑，老牛坡因此从普通据点扩大为城邑和侯国。这可能是崇侯虎建国的开端。
和人头同一层面的二层台内，还有牛腿和羊腿,以及陶制的豆、瓢、爵，它们应当是用来盛放食品和酒的。
放置完随葬品和人牲后，开始往墓穴里填土夯筑。夯填的过程中，还会埋入殉人和殉狗：到一半深度时，杀了一名两三岁的幼儿，将其头颅面朝下扣在了土中。到距离地面1米左右时，又杀了一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子，将其头颅侧放在了填土内。对头骨和牙齿的鉴定表明，这名女子生前应该营养较好，属于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人群。根据发掘报告，共埋入四名成人和一名幼儿的头骨，但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体,而且该墓周边也没有发现人祭坑或者无头尸坑。
在墓葬填埋数年后，墓主的家人为其建造了一座墓上“享堂”：先是在墓穴正上方筑起1米多厚的夯土台基，并筑进一枚成年人头骨和一名全躯的少年，然后在台基上建造亭子式享堂。
若干年后，享堂塌毁，有人便在它的基础上挖了一座近方形坑，坑底埋入一名被砍头的仰身直肢的男子，人头放在身体的左侧，右侧则是两具儿童的尸体。这座祭祀坑，可能出自“亚长”的后人。
在m54附近，考古队共发掘出40座竖穴墓，大多数是随葬品较少的小墓，有殉人的只有两座，其中一座殉二人（m82）。这些墓葬可能多是亚长氏族的成员或者属民的，看来他们多数人并不富裕。
“子”和亚长的后人应该繁衍了很多代。周灭商后，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商丘，并在那里建立宋国，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至于他们能否放弃血腥的杀祭宗教，这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故事了。
注释
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
下简称《花东》。殷墟有两个花园庄，一个在沮河北岸的阻北商城内，一个
在沮河南岸的宫殿区南侧（已整体搬迁），出土h3甲骨坑的在恒河南。
商代已有大学，如《合集》3510：“右学。”《合集》20101：“丁巳卜，右学。”《礼记o王制》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郑玄解释说:“右学，大学也。”《屯南》60：“于大学寻」
关于这位“子”的具体身份，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王室近亲，但又认为“子”没有祭祀盘庚王的卜辞，说明他是盘庚之前的王繁衍出的旁支。本书认为，这种推测方式可能有问题，因为盘庚一代有四位兄弟当过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盘庚之外三王的后裔不当王自然就不会祭祀盘庚,但这不影响其作为王子的尊贵地位。花园庄东地“子”的卜辞里从未提及“父”，很难确定他的父亲是谁。
《花东》206。
《花东》50o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489条。
《屯南》662o另可参见宋镇豪《甲骨文中的乐舞补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以下有关小屯建筑丁组遗存的基本信息、数据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按照发掘报告的描述，这种器物坑有对称的两座，但另一座已经被后世破坏，只剩了一些陶片。
王恩田：《武父乙孟与殷墟大型宗庙基址f1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李竞恒：《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凡有关m54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发掘报告称，这三个人头“并未放置在二层台上，而是放置在二层台内”。此描述有些难以理解，“二层台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夯筑在二层台的土内；另一种是在二层台侧面掏出壁龛、放置人头。
第十四章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关中盆地在群山环抱之中，犹如一片东西狭长的柳叶，渭河从盆地中央流过，沿途接受洋河、濡河、泾河和北洛河等支流汇入，最终注入黄河大拐弯处。
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关中盆地内一直有众多繁荣的小村落，但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华北各地开始进入普遍的动荡和战乱。关中也不例外。今西安市西郊的客省庄（二期）就出现了大量杀戮、冲突甚至人祭的迹象。
但不知何故，关中的新石器人群未能“进化”到早期国家。龙山动荡期过去之后，这里又回归仰韶时代那种与世无争的社会状态。在关中之外，南佐、石郎和陶寺等古国兴废倏忽，夏、商文明迅速迭代升级，却都没影响到关中的宁静生活。
这是上古时代的常态：并非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自动进化成更大的共同体和国家；事实是，多数会一直停滞无为，直到被强大的古国或王朝吞并，被强行裹挟进人类的“发展”大潮中。
王朝扩张也会引发土著的反抗。关中是商王朝的“西土”边疆,也是献祭人牲的重要来源。商朝的势力虽在这里活跃数百年，但从未占领整个盆地。西安市东郊潘桥区老牛坡村的黄土地层，记录着商朝对关中数百年的经营史。
商朝通过设立城邑或侯国管理外地和边疆，本质上，这是一种分封建国的制度。后来的西周也同样实行封建制，但不同的是，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很难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当然，对于商朝来说，湖北盘龙城是特例，也是一个教训。
老牛坡是商朝设在外地侯国的典型个案，显示了商族人祭文化和土著部族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
早商的入侵者
20世纪，老牛坡的村民耕作时还偶尔会挖出商代青铜器，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85—1989年，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由此，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发端、跨越整个商代的聚落逐渐露出部分真容。
老牛坡村接近关中盆地中心，背靠骊山，面对满河。在商人到来之前，本地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在黄土坡地上开垦出农田，用石刀和石镰收割谷物，在濯河中用网捕鱼，留下了很多拇指粗的石制渔网坠。他们也做些艺术工作，比如，在陶罐的口沿捏出花边，用石头磨制成巴掌大的环形“石璧”。
土著墓葬的随葬品很少，没有任何兵器，说明他们的生活中少有暴力冲突，也几乎没有权力组织和社会分化。那么，又是什么引来了商人征服者？
墓葬里埋藏着答案：发掘的七座墓中，四座随葬有绿松石。也就是说，附近的山中有铜矿，这正是商人搜寻的目标，而且也只有在能生产铜器的地方，商人才能建立稳固的据点。
可能在刚刚灭亡夏朝一二里头古城之后，新兴的商族人就乘胜进入了关中。他们沿着黄河南岸古道而上，穿越豫西的山涧和密林。这一路虽颇为艰辛，但并不缺少人烟。在仰韶时代，农业聚落已经遍布这里山间的各处台地。
关中盆地虽然开阔，但尚未进入古国时代，并没有值得掳掠的繁荣邑聚，所以这批商人并未把关中视作久留之地。直到开国百年，郑洛地区开始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关中地区这才成为商朝扩张的新大陆，一批又一批商人进入潼关，在盆地东部扩散开，建起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据点。其中，老牛坡规模最大，延续时间也最长。
老牛坡商代地层分为四期。一期还是本地土著的生活世界，到二期，开始出现冶铸青铜的遗迹，并伴随着大量早商式（二里冈文化）陶器碎片。这是商朝人入侵和定居的证据，湖北的盘龙城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关中周边的铜矿少而零散，虽难以形成盘龙城那种规模的青铜产业，但已经足够征服者自用。
老牛坡二期的生活-作坊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灰坑，考古工作者在里面发现了两块铜炼渣、两枚铜散和一枚铜锥，还有铸造铜镁和铜戈的陶质残范各一块——是铸造小件铜器用的“双面范”，两块范拼合，可以多次使用。在半块破头大小的镶范上，五枚箭镶呈扇形分布，其中四枚完整，无倒刺，两翼三角形；戈范刃部平直，锋利。这都是早商时代青铜器的特征。
没有发现任何稍大的铜器和铸铜范，比如商族人常见的铜酒器。由此可见：一，这批征服者地位不太高；二，军事需求最为迫切，必须用有限的铜资源巩固新据点。不过，他们还是仿照铜器的饕黄花纹制造了陶器，试图效仿故乡显贵们的生活。
商人常见的杀人献祭自然不会缺席。一座边长约半米的三角形
2
商代文化二期陶、铜器
1.饿范88xl12hl8：94
2.戈范88xl12hl8:35
3.铜锥88xl12hl8:3
4.铜镣88xl12hl8:28
老牛坡商代二期的陶制铸范和铜器
二期仿铜陶箧，有商代铜器常见的饕餐夔龙纹饰带
小坑，里面埋着三枚完整的幼儿头骨，但没有任何躯干骨和肢骨。填土经过夯打，头骨非常破碎，无法分辨性别，只能判断他们的年龄在两岁左右。这些幼儿可能是用来向铸铜设施献祭的，因为人头坑紧挨着一座大灰坑（88xli2h6）,从中发现了两块铜炼渣，说明铜炉应该在不远处。
在出土了铜镁和铜锥的88xl12hl8灰坑，还发现了两片由人头骨磨制成的椭圆形“骨饼”，直径约3.5厘米，比硬币略大，没有穿孔和纹饰，不知有何用处。
由于发掘范围有限，没有发现商人的房屋和墓葬，只有一些灰坑。从这些信息看，在二期，商人征服者数量不多，生活也不算奢华。
综上，老牛坡二期只发现有铸造工具，但没有冶炼铜的迹象，比如大量的铜炼渣。那么，用于冶铸的铜料又来自哪里？
沿浦河向上游20公里，蓝田县的怀珍坊村有这一时期堆积的铜渣、木炭屑以及冶铜炉的残迹。比如，有草拌泥的红烧土块，一面粘有一层绿色凝结铜汁，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炼铜炉的炉壁碎块。
和同期的老牛坡一样，怀珍坊没有发现大件铜容器（礼器），但出土有早商式陶器，以及一些小件铜器，如铜戈、小铜刀、铜锥、铜钻、铜傲和铜环等。此外，还有一块重三斤的铜圆饼（用于铸造的铜锭）。
也没有发现铸铜设备，比如铸造用的范。看来，这里和老牛坡正好互补，冶炼出的铜锭会被送到老牛坡投入铸造。只是本来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冶铸工作，为何要分在相隔20公里的两地？
其一，可能是铜矿石不易运输，且冶炼场地离铜矿越近，则成本越低；其二，这两种工序都有很特殊的条件，冶铜需要有矿石来源，铸铜则还需要铅和锡，以及合金配比技术。两种工序分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商人部族各自拥有的产业，怀珍坊这家有矿山，老牛坡则有铅和锡以及铸造技术，他们可以分工合作，却不愿合并成一'家。
和冶铜设施同期，怀珍坊遗址还发掘出五座低等级墓葬，尸骨大多残缺，下葬时应该已被砍去肢体。ml墓主缺头骨和右半身骨骼,有右小腿骨。从骨架观察，头骨及右半身骨骼应该在埋葬时就缺了，足骨有明显截断的痕迹。m2墓主是一名儿童，“坑内仅有两根小腿骨,有明显的截痕”。m3墓主的骨架缺上肢骨和肋骨等，发掘报告认为，下葬时尸体就已经不完整了。m4墓主的骨架缺右上肢骨、左股骨及其他小件。2
这是伴随商人而来的征服和残酷统治，自给自足的土著村落成为商人统治下的奴隶庄园。一方面，开采和运输铜矿石需要较多劳动力，怀珍坊的这些死者可能是被奴役和虐杀的本地劳工。另一方面，这些人仍然拥有比较正规的墓葬，墓穴里有几件简陋的随葬品，说明他们还生活在自己的村落和家庭环境中，死后也由亲人安葬。
怀珍坊的早商文化层很薄，没有更晚的（殷商时期）陶器和铜器,说明这个据点只是昙花一现，然后被永远废弃。
第二轮西进运动
不止怀珍坊聚落，甚至不止关中，在商朝中叶，商人在各方向的扩张潮都在冻结和收缩。此时，并未出现强有力的外敌,正如前文所述,商人的挫折来自内部的九世之乱，这造成了王朝近百年的停滞。
然后是盘庚王迁殷。之后，殷商终于稳定了下来。经过几十年休养，王朝实力逐渐恢复，到长寿的武丁王在位时期，又开始了对四方的征伐。而且，殷商已经有马拉战车，王宫和上千里外的战线的联络得以解决，征伐已不再是盲人摸象般的自发扩张，而是由商王统一指挥的军事行动。
第二轮“西进运动”是武丁开启的，重点指向晋南和关中盆地。商人入侵者持续向关中西部推进，与各种土著部落频繁发生激战。这是上一轮自发扩张潮从未能抵达的地区。
关中西部有一个叫“周”的羌人部族。有一条甲骨卜辞的内容，就是武丁占卜要不要亲自去征讨周方：“丙辰卜，宾贞，王惟周方征。”（《合集》6657正）此外，武丁还多次占卜需要派哪些武装去“寇周”，寇也释读成“扑”，都有征伐之意。这种卜辞多达九条，预备动用的武装则有“多子族”：“己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还有犬侯、尹侯、崇侯虎以及一些字形无法释读的侯和人名。3可见，武丁动用的兵力非常强大，尤其是“多子族”，它是商王族的武装，陈梦家将其比作清代的八旗军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丁这里讨伐的羌人周族（姜姓周族），和后来周文王的姬姓周族不一样。4武丁王时期，周文王的先祖姬姓周族还生活在偏远的陕北山地，而非关中盆地，商朝还不可能知道他们。当然，羌人周族和姬姓周族还有血缘上的联系，后面我们会对此详细介绍。
商人军队消灭姜姓周族后，占据了岐山之南、渭水之北的周原地区。然后，武丁王册封了一名王族显贵统治周原，在甲骨文里，他被称为“周侯”。注意，这是商人建立的周原侯国。
周原地区出土过几次商代青铜器，5有窖藏，也有墓葬。多数铜器造型属于殷墟前期，恰和武丁时期的西进运动吻合，但也有少数铜器时代更早，属于迁殷之前的商前期。这少数的商前期铜器可能是被主人从商朝核心区带到新征服的周原的，保存和使用了好几代，最后被随葬埋入地下。
这些铜器表明，占领周原后，商朝便试图在此建立稳定的据点和扩张基地。显然，新册封的这位周侯和王室关系密切，武丁时期的卜辞里有很多关于他的内容，比如，“令周侯今生月亡祸”（《合集》20074）,意思是,武丁祈祷周侯这个月没有灾祸。
再到几代人之后，商朝授予周文王的封号则是“周方伯”。6伯是异族酋长，商朝是不会给异族头领“侯”的称号的。
武丁曾占卜一位“妇周”的病情会不会延续。7“妇某”的称呼专用于商族血统的后妃，比如著名的妇好。倘若是异族女子，哪怕成为商王宠妃，也不会享有这种称呼，比如末代商纣王宠爱的妲己，她来自“己”姓的苏国，而非“子”姓的商族，所以不能称“妇妲”。
武丁死后，西进运动再次式微。结果，西部土著羌人和商人的冲突日益频繁，关中西部的商人据点还没来得及稳固就纷纷沦陷。在周原，虽然发现过多组武丁时期的青铜礼器，但没有发现任何高等级建筑。这说明，这个商人侯国可能立国不久就被消灭，或者被迫离开了。
1972年，在周原范围内的岐山县京当村出土了五件有“目”形纹饰的商式铜器。它们被保存在一个“用圆石头砌成的窖穴”中，村民挖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说明这批铜器不是随葬品，而是战乱来临时埋藏的，很可能是主人发现自己遭到羌人围困，来不及带走财宝，只好在突围之前先埋了起来。
商人对待异族过于残忍，俘获的羌人被一批批送到殷都献祭，故而许多羌人宁愿战死或逃亡，也不愿在商人的统治下苟活。所以，仅靠武力，商人一直难以统治整个关中盆地。
更复杂的是，动荡甚至形成了一种虹吸效应，更遥远的西北方土著部族，正在缓慢而持续地翻过陇山和六盘山朝关中迁徙。他们可能是被商人新奇的青铜产品吸引，同时试图占据因战争而荒芜的土地。比如，以“分裆袋足”陶鬲为特征的刘家文化，有学者认为，它是从西北方进入关中的，属于甲骨文中的羌人群体。8
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和祖甲相继为王。《史记o殷本纪》记载，祖甲“淫乱，殷复衰”，周侯之国遂被废弃。自此，商人势力撤出关中西部，这里彻底萧条，连青铜器也很少被发现。但商人还是固守住
了关中东部的老牛坡，在这里，武丁王新册封了一位商人贵族，他就是《史记》和《封神演义》里鼎鼎大名的崇侯虎。
崇侯虎早生了二百年
据《史记o周本纪》，文王周昌被商纣王囚禁美里的起因是：
崇侯虎谓（诬告）西伯于殷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美里。
从此，周昌经历了一系列遭遇和幸运。获释后，他开始积蓄力量，密谋翦商，并在其去世前一年，穷周族之全力向崇国发动进攻，终于攻灭了这个仇敌之国。
《诗经o大雅o皇矣》对崇国的灭亡有生动描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命令文王：“召集你的同盟，集合你的族人，带上你攻城的钩梯和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j
那么，让文王如此咬牙切齿，以至动用上帝来诅咒的崇国，究竟在哪里？对此，史书却语焉不详。
其实，在比周文王早二百年的商王武丁时代，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了崇侯虎。（《合集》6554）
1.贞：令从崇侯虎伐鬃方，受有佑。
2.贞：勿从崇侯。9
武丁让崇国伐鬃方，说明它们之间比较近。后来，周武王灭商,
《合集》6554
1.贞：令从崇侯虎伐髻方，受有佑。2.贞：勿从崇侯。
盟军之中也有“鬃（《尚书o牧誓》）可见，周原和鬃方距离不远。据此推测，崇国和周原之间也不会太远。
从甲骨文字形看，崇字中间是一张树立的床，上下各有一个类似方括号的符号，“床”可能是音旁，和“崇”发音接近。在卜辞中，这个崇字经常被写得非常瘦高，超过正常的两个字的高度，可能用来表示它有“高”的含义。从音和意来看，它都很接近“崇”字。
崇侯虎为何会出现在文王之前二百年？很可能是因为，作为崇国的开国之君，他在武丁王时期就非常活跃且显赫。胡厚宣先生就总结说，武丁时有捍卫商王朝的鼎足三大将，崇侯虎就在其中。这可能导致名人效应，使得后人在讲述文王经历时，把晚近的“崇侯”误记成了“崇侯虎”。
此外，开国之君的名字也可能成为后世历代国君的代称。比如,西周建立后，周文王的两位弟弟虢仲和虢叔的后人的封国皆名为虢，这两国后世的国君便也继续分别被称为虢仲和虢叔。按这种逻辑，崇国历代国君也都可以被称为崇侯虎。
至于崇国在何地，老牛坡遗址提供了答案。
《诗经》和《史记》有记载，攻灭崇国之后，文王立刻把驻地从周原迁到了丰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古代已有学者猜测，崇国应该离丰地不远：”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史记正义周本纪》）丰地，在今西安市西郊，而老牛坡在东郊，两地相距仅约50公里。所以，发掘报告推测，老牛坡可能就是崇国都城：
若老牛坡遗址所在地果为崇国都邑旧址，则丰、镐一带地属崇国势力范围或政治辖区，是完全可能的。11
考古发掘显示，在老牛坡三期（相当于殷墟前半期，武丁王的西部扩张开启之时），一批身份更高的商人来到这里定居，兴建起高等级建筑，老牛坡因此从普通据点扩大为城邑和侯国。这可能是崇侯虎建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