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于甲骨卜辞，无论殷墟的还是周原的，我们或许能够识别出多数常用字，甚至能够大体判断每个句子的意思，但无法确知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那么想。毕竟，我们很难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和理解。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文王扩张历程
《史记o周本纪》载：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这说的是文王“受命”称王那年，有两个名为虞和芮的小邦发生争执，约定要到周邦请西伯（文王）仲裁。但进入周邦领地之后，因为看到这里的民风谦恭相让，还没有见到西伯就自觉惭愧不已而放弃了诉讼，所以愈发使得周边诸侯相信，文王有“天命”。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道德色彩过浓的故事并不真实。此事在《诗经o大雅o绵》里只有一句：“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这两个小邦应当是愿意成为周邦的同盟或附庸，并向周邦派遣了质子。后世注家认为，这两个小邦在黄河大拐弯的内侧，今山西省西南部。也就是说，他们向西渡过黄河才能进入关中。那么，非商朝血统的土著小邦-部落为何如此看重周邦和文王？要知道，此时的周邦，实力还不算强大，远不如老牛坡的崇国，或者晋南地区的商人侯国。
所以，这很可能是商文化的恐怖和缺少亲和力使得西土小邦对商朝侯国只能敬而远之，更倾向拥戴西部本土的领袖人物。而且，文王已经把土著部落普遍信奉的自然神（如天神）和商人的上帝捏合在一起，不仅宣扬自己能和上帝交流，还擅长占卜和易卦占算——对上古蛮荒时代的部落长老们来说，这肯定有极大的影响力。
此外，关于虞国，有学者认为，它是文王的伯父泰伯和虞仲出走之后建立的。若果真如此，说明已经分裂半个多世纪的周族又开始联合起来。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实力，周还开始吞并临近的不服从小邦。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祁。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o周本纪》）
此时，文王的儿子已纷纷长大成人，成为在前方征伐的主要统帅，而文王则用通神和易卦占算能力为其提供指导。
下面，我们来略述一下文王的扩张历程。
一，受命第二年，伐犬戎。
戎人多是姜姓，和周人有遥远的亲缘关系，这支犬戎应当距离周原不远。
二，受命第三年，伐密须国，也称密国。
密地，在今陕西省灵台县，周原西北方的山地。注家说，它是姑姓之国，也是西部土著部落，当初周族始祖后稷娶的就是姑姓女子。最终，密国被文王征服和兼并。“文王大宅”的甲骨卜辞里曾经几次出现密地，比如，某一个秋天，王向西去往密，还准备在密修筑一座城池：“今秋，王西克往密。王其往密山。密斯城
《诗经大雅o皇矣》对此描写较多，大意是说，先是周和密发生了某些纠纷，密人首先进攻，侵入周的领地，文王震怒，组建了整齐的作战队伍（“爰整其旅”）迎战。这可能是从殷都返回之后，周昌首次模仿商朝的军队编制作战。
成功占领密地，让文王信心大增。看来，上帝确实支持自己，全天下都将臣服于周王：“万邦之方（楷模），下民之王。”
三，受命第四年，灭黎国。
据后世注家解释，黎国在今山西长治附近。根据近年此地陆续出土的一些商代青铜器，很可能在文王时代这里有一个商朝的侯国。
黎国距殷都已不算远，中间隔着太行山脉，因此，倘若文王此次征伐的是长治地区，会有很多难以解释之处：
其一，距离周原太远，中间要经过不止一个商人侯国，先是老牛坡的崇国，东渡黄河之后，还有三个南北连成一线的商人侯国（遗址分别在闻喜县酒务头、浮山县桥北和灵石县旌介），因此，倘若文王胆敢伐灭其中任何一个，其他侯国肯定不会坐视。
其二，即使黎国只是一个土著邦国，不属于商朝体系，中途的商人侯国对周军不加干涉，但征服后的土地对周人似乎也没任何用处，
纣王时代商朝的势力范围：圆圈是晚商时代的商人侯国和较大殖民点14
毕竟这里和周之间的联系实在太遥远，也太脆弱。
其三，《史记o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灭耆（《史记o殷本纪》写作“饥二《尚书o西伯戡黎》写作“黎”），引起商朝大臣祖伊的恐慌,并向纣王告警。当然，在《史记》中，祖伊强调是纣王道德堕落引起的种种混乱，并不是周的威胁：王现在过得放纵而残暴，自寻死路,所以天神已经放弃了对商朝的护佑，商民皆在抱怨这个时代怎么还不结束。而纣王的回答则注定会成为后世的经典:“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翻译为白话就是，不是只有天才能决定我的命运吗？
祖伊和纣王的一问一答都没提及周灭黎的威胁，很显然，这是一种离现实很远的道德叙事，但有一点很明显，其预设背景是：周灭黎,是对商朝的公然背叛，威胁极大。
四，受命第五年，灭邛国。
注家解释，邛国在今河南省沁阳市,也就是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已属商朝心腹，离殷都只有200多公里，而且没有山河险阻，一马平川。按正常逻辑，无论是周占领这个地方，还是灭亡此地的商人侯国后全身而退，都不是商朝可以容忍的。但史书中却说，纣王仍然无动于衷。
后人实在难以理解，在商朝的最后几年，纣王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他为何会对周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毫无反应。这似乎是个千古之谜，尤其我们试图复原这段历史时，会愈发感到其中的荒谬和不近情理。
《帝王世纪》中有一则野史式的记录,说是纣王和妲己都喜欢饮酒,有一次，宫廷内连续数日纵酒狂欢，结果纣王醒来后竟然不知道当天的干支，已经忘记过去了几天，只好派人去问箕子。
纣王末期的政治混乱,可能还和他重用异族夷人有关。撇史记o殷本纪》载，纣王末期最重用的人是费中以及蜚廉和恶来父子：”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他们都是费氏成员，部族可能在今山东南部的费县一带。费地属于东南夷人地区，纣王曾经多次对其用兵，商末的滕州前掌大方国（史氏薛国）就在费县以西数十公里处。
据说费氏的祖先是“鸟俗氏”，有位祖先“鸟身人言”，显然是夷人崇拜鸟的表现，说明和商人文化同源。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史记o秦本纪》）但在商末，他们还是未经迁徙的东夷土著。
看来，在纣王征服东南夷期间，有些夷人部落首领赢得了他的信赖。《史记o殷本纪》载,恶来擅长诋毁别人,导致诸侯对纣王更加疏远o也许，这也是周族能肆无忌惮征伐商朝势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随着周人势力的膨胀，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商人朝贵开始把
希望寄托在周族身上。他们或许想的是，倘若能趁着周族的叛乱搞垮纣王，扶植一位正常的新王上位，商朝应该能够回到往日的正轨。
老牛坡一崇国覆亡
文王受命第六年，灭崇侯虎的崇国。
在史诗《皇矣》中，崇国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他命令文王：”召集你的同盟，集合你的族人，带上你攻城的钩梯和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
伐崇墉！
在文王平生的战功中，灭崇之战被歌颂得最详细：“冲车轰轰作响地撞向城墙，周军砍下的人头成堆，捕捉的俘虏成串，他们在战场上祭祀上帝，彻底毁灭崇国的一切，四方再没有谁能抵挡周王的大军！”
执讯连连，攸酸安安。是类是羽，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弗弗，崇墉他佗。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关于崇国在何地，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在丰镐之间”。丰镐在今西安市西郊，老牛坡商代遗址很接近这个描述。但是，老牛坡离周原比较近，很难想象文王在灭崇之前就敢远征山西长治（灭黎）和河南沁阳（灭邛）。所以也有史家认为，崇和嵩通假，它应该在河南的嵩山附近。”从逻辑上讲，文王先扫荡晋南和黄河北，再攻占黄
河南岸的商人侯国比较容易让人理解。
不过这样的话，考古发现的晋南的三座晚商侯国遗址和老牛坡遗址皆无法对应史书的记载。也许，《史记》所载的文王征伐的顺序并不完全准确，而且汉唐注家对黎地和邛地的解释也未必符合文王时代的地理。概而言之，文王的扩张历程可能已经湮没在时光中，永远无法如实呈现了。
但作为商朝侯国的老牛坡，的确是真实的存在。它立足西土二百年，一直为商朝监控羌人，因此，周人迁居周原后的数十年生息，不可能逃避老牛坡-崇国的掌控。也许这段记忆过于沉重，以致后来的周人绝口不提，但它却成了史诗中上帝的神谕：崇国必须毁灭！
除了被抛掷在灰坑中的尸骨，老牛坡的晚商墓葬也记录了商人对西土的统治方式，以及周人最后的回应。在相当于殷墟后期的老牛坡四期，共发掘37座墓葬7—，属于同一片族墓区，坟墓排列有序，东北侧是六座规格较高的，低级别的则向西南方分布；二，绝大多数高级墓和所有的马坑都朝向东北方，也就是殷都方向，没有殉人的低级墓则多朝向西北方；三，有殉人的19座，有腰坑殉狗的30座，而且有些高级墓不止有腰坑，还会在墓底四角各挖一狗坑。
先来看没有殉人的低规格墓葬。这些墓随葬品很少，墓穴较小，比如m43和m45,都有二层台和腰坑殉狗，墓主身体完整，但没有头骨，其中m43还随葬一件肩部刻有“亚”字的陶罐。在商代铜器中，“亚”字经常和族徽符号一起出现，有军事长官之义。看来，这位墓主虽然贫寒到没有青铜器随葬，但还是很重视自己（或者先祖）的军事身份。
高规格墓葬的情况则很复杂。老牛坡四期的多数墓葬（22座）都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高规格墓葬更是无一幸免，不但青铜器等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墓主和殉葬人的骨头还混杂在一起，且有严重缺失。所以，发掘报告只能推测每座墓穴中的最大死者数（按照一人为
墓主，其余为殉葬人来统计）：
如86xlhi1m6是一座小型墓，满坑尽是白骨累累，几无落脚之处，坑内计有头骨七个、股骨九根、盆骨四个、肱骨七根,其余碎骨有前臂骨、胸骨、肋骨、脊椎骨、胫骨、腓骨、手骨、足骨等，散乱无序，不成比例，难分个体。17
虽然规格稍高的墓都被破坏，但破坏者主要针对的是墓穴中央的墓主，所以有些放置在墓穴边角和二层台的殉人，以及腰坑和角坑里的殉人与殉狗还没有被破坏。从存留的骨架看，有些殉人会先被砍去肢体，有些则尸身完整，没有挣扎的迹象。
先来看一座没有被毁坏的殉人墓m44：
一，墓穴内有腰坑殉狗。
二，墓主俯身直肢，左侧的殉人面向主人，躬身侧卧，右侧的殉人面朝下，蜷身俯卧。三人骨架保存情况不太好。
三，随葬品有铜戈二件（其中一件残），玉戈一件，石戈一件，青铜爵、瞿和辄各一件，玉璜一块，俯卧的殉人身下有铜箭镶五枚。
再来看mil和m25。
mil共埋葬十人，多数骨架已被毁墓者破坏。墓穴右角落有两具保存较完好的人骨架，上下叠压，下面的人侧身张口，呈挣扎状,上面的人则两腿自膝盖以下被砍去。随葬品已被洗劫，只剩铜镶一枚和小型青铜兽面30件（青铜兽面可能是缀在衣服上的饰扣）。有一具殉人尸骨没有被破坏，可能是后人祭祀的产物：殉人骨架散乱，应是肢解后扔进去的，随葬有一件陶罐。
m25也是共埋十人，墓主和多名殉人的骨架都被后期破坏，凌乱缺失。腰坑中埋有一具殉人尸骨，两根大腿骨被砍断。残余的随葬品只有铜镁三枚，玉环一件。此外，在距离地表1米左右，靠近墓坑
北
m11和m25平面图
m27和m30照片及m27平面图
18
边缘，有一具淡红色人骨架，俯身姿势，左上臂有骨折伤痕，缺整条右腿，头骨被扔在背后。发掘者推测，此人应该是在葬礼即将完成、填土快满时才被处死扔进去的，身上撒满了朱砂，尸骨被染成了浅红色。这种给殉人或人牲抛撒朱砂的做法，在殷墟末期的后冈h10祭祀坑也有发现。
除了墓葬，墓区内还有三座马坑，分别埋有两匹马（m14）、两马一车（m27）和一马一人一狗（m30）,马车造型和殷墟完全相同。这些马坑应当是某些高级墓的附属祭祀设施。
根据发掘报告，老牛坡的19座殉人墓共发现殉人97人，平均每座殉五人，殉十人以上的有三座。因为墓区被严重破坏，这个数字肯定有所缺失。另外，有个别尸骨是后人祭祀时埋进去的，所以称为人牲更合适。
在殷墟王陵外的商代遗址中，老牛坡四期墓葬的殉人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在殷墟，殉五人的墓葬已经属于非常高级的贵族。比如，发现铜羸人头的刘家庄北m1046“亚牌”墓，殉六人；滕州前掌大的史族薛国墓地，殉人最多的一座也是六人。本书猜测，因为关中是羌族人牲的主要来源，战俘和奴隶可能在这里的价值比较低，故而本地统治者可以多“消费”一些。
那么，是什么人破坏了老牛坡的商墓呢？毁墓者没有留下自己的信息，但发掘迹象显示，毁墓行为就发生在有些墓葬落成后不久。比如m29,规模不大，墓穴长3米，里面用木板搭成箱式椁，木椁虽已被彻底烧毁，但碳化的椁木保存得相对完整。椁能够被点燃和烧尽，说明当时墓室还很完整，尚未塌陷，否则椁木无法和空气充分接触而燃烧。再就是，在老牛坡墓区出土的随葬品中，器型最晚的属于商朝末期，之后，墓区就被废弃，再没有新墓葬，说明墓葬区被洗劫和废弃发生在商周两朝交替之际。
在《诗经o大雅o皇矣》中，周人对崇国的痛恨简直是切齿的,不仅借上帝之口讨伐，攻占之后还要把它彻底毁灭，所谓“是绝是忽"j'这应该是他们被崇国统治数十年的一次愤怒大爆发,在这之前,周人虽然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但这种对同宗盟友的背叛应该让周人深有负罪之感，对商朝及崇国也就更是憎恨，必须彻底毁灭，不留孑遗。
不过，在《皇矣》的记载中，崇国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周人还动用了攻城车，但老牛坡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基址。这是文献和考古尚未对应之处；当然，遗址区西北侧还有较多未发掘区域，不排除以后有发现城墙基址的可能。
周邦的大学
除上述外，周原甲骨卜辞还记载了一些文王时期的扩张行动，比如“伐蜀”“克蜀”和“征巢”，但这些方国的位置还无法确定，研究者众说纷纭。比如，后来武王伐商，盟军中就有“蜀”（《尚书o牧誓》）,说明此时蜀已被周人吸纳到同盟中，但到武王平定殷都周边地区时，征伐对象中又出现了“蜀”（《逸周书o世俘解》），这就不太好解释了，或许当时有重名的方国也说不准。
此外，卜辞中还有“楚子来”，可能是说南方的楚族在那时已经和周人建立了联系；还有“虫伯”，有学者认为它是崇侯虎的崇国，20但未必成立，因为在商朝的政治序列里，崇是商人血统的侯国，不能称为“伯”，按理说，周文王应当分得清这种区别。
攻灭崇国当年，文王在崇国境内的丰地营建了新都城，位于老牛坡遗址以西50公里处的洋河西侧。比起周原，丰京更容易控驭关中盆地，也更便于进攻东方的商朝。
征服多个方国后，周族人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被征服者缴纳的贡赋足以养活他们，故而也就可以从农牧业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一心
操练战争技能。
根据本书“大学与王子”一章，商王在殷都沮河边建有一座贵族“大学”，文王则加以模仿，在水滨建设了一座军事训练中心。显然文王父子认为，有必要对周族青年子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
周人的大学也叫“辟雍”或“灵台”。《诗经o灵台》载，这所大学建在“灵沼”地区，不仅有鹿鹿、白鸟，还有“鱼跃”，明显是水滨湿地环境。
王在灵囿，蹙鹿攸伏。蹙鹿濯濯，白鸟篙篙。王在灵沼，于物鱼跃。
周人以前居住的豳地和周原都不是多水地区，但要征服商朝，就必须适应黄河下游的湿地地貌。稍后，周武王又把都城扩建到洋水东侧的镐地，因丰镐两地距离很近，镐京就成了它们的总称。在周人的史诗里，镐京的大学是周族征服四方的起点。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经o大雅o文王有声》）
西周建立后的铜器铭文显示，周天子经常和贵族子弟聚会，比如，在“大池”或“辟池”比赛射箭，甚至乘船射猎大雁。21这应当是在大学辟雍外面的水域。经过室外比赛选拔之后，再进入“射宫”进行决赛，最后的胜出者有资格参加天子举行的祭礼。22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伯唐父鼎铭文拓片23
静箧铭文拓片，《集成》4273
这种通过射箭竞赛筛选祭祀者的做法，在西周似乎不太通行，到春秋就更失传了。它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周族从商朝学来的，但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
据殷墟丁组基址和花园庄东的“子”的甲骨卜辞，商代的大学有用人牲进行射猎和搏杀训练，颇有危险性，也会有一定的淘汰率。但周人似乎从未有过这种记录。
攻占崇国后的第二年，文王去世。史书中关于他“受命”称王的时间，有七到十年的不同记载；而倘若加上之前担任周族族长的时间，则有约五十年。在世时，文王已经立次子周发为继承人，继位后，周发自定尊号为“武王”。
文王留给儿子的，是一个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周邦，它已经占领整个关中，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个方国盟友以及隐藏在殷都宫廷里的纣王反对派。
但即便到此时，周邦和商朝也还没公然决裂，纣王也还在容忍,甚至是纵容这个西陲番邦的种种危险行径。孔子曾说，周邦已经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但还是臣服于殷商，这可以叫“至德”！（《论语o泰伯》）比孔子早两三代的晋国贵族韩厥则说，文王召集那些反叛商朝的国家一起去侍奉纣王，这是懂“权宜”。（《左传o襄公三十一年》）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怪异的商周关系，史书文献也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倘若非要强行给出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大概也只能说：纣王的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注释
1《汉书o五行志上》：“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颜师古注：“父师，即太师，殷之三公也。箕子，纣之诸父而为太师，故曰父师。”
2“令簇”铭文记载周成王（武王和邑姜之子）征伐山东地区，邑姜可能坐镇齐国并赏赐留守臣僚。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生活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2页。
3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文博》2010年第2期。
4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2页。
5陈梦家发现，甲骨卜辞里商人的上帝是冷漠、高高在上的，与人间保持着极大距离，”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赋以人格化的属性”。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580页。这可能主要是帝乙改革之前的情况，从帝乙改革开始，商王也有了“帝”的身份元素,这从帝乙及其子帝辛（纣王）的名号可见一斑。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文王扩张历程
《史记o周本纪》载：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这说的是文王“受命”称王那年，有两个名为虞和芮的小邦发生争执，约定要到周邦请西伯（文王）仲裁。但进入周邦领地之后，因为看到这里的民风谦恭相让，还没有见到西伯就自觉惭愧不已而放弃了诉讼，所以愈发使得周边诸侯相信，文王有“天命”。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道德色彩过浓的故事并不真实。此事在《诗经o大雅o绵》里只有一句：“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这两个小邦应当是愿意成为周邦的同盟或附庸，并向周邦派遣了质子。后世注家认为，这两个小邦在黄河大拐弯的内侧，今山西省西南部。也就是说，他们向西渡过黄河才能进入关中。那么，非商朝血统的土著小邦-部落为何如此看重周邦和文王？要知道，此时的周邦，实力还不算强大，远不如老牛坡的崇国，或者晋南地区的商人侯国。
所以，这很可能是商文化的恐怖和缺少亲和力使得西土小邦对商朝侯国只能敬而远之，更倾向拥戴西部本土的领袖人物。而且，文王已经把土著部落普遍信奉的自然神（如天神）和商人的上帝捏合在一起，不仅宣扬自己能和上帝交流，还擅长占卜和易卦占算——对上古蛮荒时代的部落长老们来说，这肯定有极大的影响力。
此外，关于虞国，有学者认为，它是文王的伯父泰伯和虞仲出走之后建立的。若果真如此，说明已经分裂半个多世纪的周族又开始联合起来。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实力，周还开始吞并临近的不服从小邦。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祁。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o周本纪》）
此时，文王的儿子已纷纷长大成人，成为在前方征伐的主要统帅，而文王则用通神和易卦占算能力为其提供指导。
下面，我们来略述一下文王的扩张历程。
一，受命第二年，伐犬戎。
戎人多是姜姓，和周人有遥远的亲缘关系，这支犬戎应当距离周原不远。
二，受命第三年，伐密须国，也称密国。
密地，在今陕西省灵台县，周原西北方的山地。注家说，它是姑姓之国，也是西部土著部落，当初周族始祖后稷娶的就是姑姓女子。最终，密国被文王征服和兼并。“文王大宅”的甲骨卜辞里曾经几次出现密地，比如，某一个秋天，王向西去往密，还准备在密修筑一座城池：“今秋，王西克往密。王其往密山。密斯城
《诗经大雅o皇矣》对此描写较多，大意是说，先是周和密发生了某些纠纷，密人首先进攻，侵入周的领地，文王震怒，组建了整齐的作战队伍（“爰整其旅”）迎战。这可能是从殷都返回之后，周昌首次模仿商朝的军队编制作战。
成功占领密地，让文王信心大增。看来，上帝确实支持自己，全天下都将臣服于周王：“万邦之方（楷模），下民之王。”
三，受命第四年，灭黎国。
据后世注家解释，黎国在今山西长治附近。根据近年此地陆续出土的一些商代青铜器，很可能在文王时代这里有一个商朝的侯国。
黎国距殷都已不算远，中间隔着太行山脉，因此，倘若文王此次征伐的是长治地区，会有很多难以解释之处：
其一，距离周原太远，中间要经过不止一个商人侯国，先是老牛坡的崇国，东渡黄河之后，还有三个南北连成一线的商人侯国（遗址分别在闻喜县酒务头、浮山县桥北和灵石县旌介），因此，倘若文王胆敢伐灭其中任何一个，其他侯国肯定不会坐视。
其二，即使黎国只是一个土著邦国，不属于商朝体系，中途的商人侯国对周军不加干涉，但征服后的土地对周人似乎也没任何用处，
纣王时代商朝的势力范围：圆圈是晚商时代的商人侯国和较大殖民点14
毕竟这里和周之间的联系实在太遥远，也太脆弱。
其三，《史记o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灭耆（《史记o殷本纪》写作“饥二《尚书o西伯戡黎》写作“黎”），引起商朝大臣祖伊的恐慌,并向纣王告警。当然，在《史记》中，祖伊强调是纣王道德堕落引起的种种混乱，并不是周的威胁：王现在过得放纵而残暴，自寻死路,所以天神已经放弃了对商朝的护佑，商民皆在抱怨这个时代怎么还不结束。而纣王的回答则注定会成为后世的经典:“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翻译为白话就是，不是只有天才能决定我的命运吗？
祖伊和纣王的一问一答都没提及周灭黎的威胁，很显然，这是一种离现实很远的道德叙事，但有一点很明显，其预设背景是：周灭黎,是对商朝的公然背叛，威胁极大。
四，受命第五年，灭邛国。
注家解释，邛国在今河南省沁阳市,也就是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已属商朝心腹，离殷都只有200多公里，而且没有山河险阻，一马平川。按正常逻辑，无论是周占领这个地方，还是灭亡此地的商人侯国后全身而退，都不是商朝可以容忍的。但史书中却说，纣王仍然无动于衷。
后人实在难以理解，在商朝的最后几年，纣王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他为何会对周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毫无反应。这似乎是个千古之谜，尤其我们试图复原这段历史时，会愈发感到其中的荒谬和不近情理。
《帝王世纪》中有一则野史式的记录,说是纣王和妲己都喜欢饮酒,有一次，宫廷内连续数日纵酒狂欢，结果纣王醒来后竟然不知道当天的干支，已经忘记过去了几天，只好派人去问箕子。
纣王末期的政治混乱,可能还和他重用异族夷人有关。撇史记o殷本纪》载，纣王末期最重用的人是费中以及蜚廉和恶来父子：”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他们都是费氏成员，部族可能在今山东南部的费县一带。费地属于东南夷人地区，纣王曾经多次对其用兵，商末的滕州前掌大方国（史氏薛国）就在费县以西数十公里处。
据说费氏的祖先是“鸟俗氏”，有位祖先“鸟身人言”，显然是夷人崇拜鸟的表现，说明和商人文化同源。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史记o秦本纪》）但在商末，他们还是未经迁徙的东夷土著。
看来，在纣王征服东南夷期间，有些夷人部落首领赢得了他的信赖。《史记o殷本纪》载,恶来擅长诋毁别人,导致诸侯对纣王更加疏远o也许，这也是周族能肆无忌惮征伐商朝势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随着周人势力的膨胀，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商人朝贵开始把
希望寄托在周族身上。他们或许想的是，倘若能趁着周族的叛乱搞垮纣王，扶植一位正常的新王上位，商朝应该能够回到往日的正轨。
老牛坡一崇国覆亡
文王受命第六年，灭崇侯虎的崇国。
在史诗《皇矣》中，崇国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他命令文王：”召集你的同盟，集合你的族人，带上你攻城的钩梯和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
伐崇墉！
在文王平生的战功中，灭崇之战被歌颂得最详细：“冲车轰轰作响地撞向城墙，周军砍下的人头成堆，捕捉的俘虏成串，他们在战场上祭祀上帝，彻底毁灭崇国的一切，四方再没有谁能抵挡周王的大军！”
执讯连连，攸酸安安。是类是羽，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弗弗，崇墉他佗。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关于崇国在何地，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在丰镐之间”。丰镐在今西安市西郊，老牛坡商代遗址很接近这个描述。但是，老牛坡离周原比较近，很难想象文王在灭崇之前就敢远征山西长治（灭黎）和河南沁阳（灭邛）。所以也有史家认为，崇和嵩通假，它应该在河南的嵩山附近。”从逻辑上讲，文王先扫荡晋南和黄河北，再攻占黄
河南岸的商人侯国比较容易让人理解。
不过这样的话，考古发现的晋南的三座晚商侯国遗址和老牛坡遗址皆无法对应史书的记载。也许，《史记》所载的文王征伐的顺序并不完全准确，而且汉唐注家对黎地和邛地的解释也未必符合文王时代的地理。概而言之，文王的扩张历程可能已经湮没在时光中，永远无法如实呈现了。
但作为商朝侯国的老牛坡，的确是真实的存在。它立足西土二百年，一直为商朝监控羌人，因此，周人迁居周原后的数十年生息，不可能逃避老牛坡-崇国的掌控。也许这段记忆过于沉重，以致后来的周人绝口不提，但它却成了史诗中上帝的神谕：崇国必须毁灭！
除了被抛掷在灰坑中的尸骨，老牛坡的晚商墓葬也记录了商人对西土的统治方式，以及周人最后的回应。在相当于殷墟后期的老牛坡四期，共发掘37座墓葬7—，属于同一片族墓区，坟墓排列有序，东北侧是六座规格较高的，低级别的则向西南方分布；二，绝大多数高级墓和所有的马坑都朝向东北方，也就是殷都方向，没有殉人的低级墓则多朝向西北方；三，有殉人的19座，有腰坑殉狗的30座，而且有些高级墓不止有腰坑，还会在墓底四角各挖一狗坑。
先来看没有殉人的低规格墓葬。这些墓随葬品很少，墓穴较小，比如m43和m45,都有二层台和腰坑殉狗，墓主身体完整，但没有头骨，其中m43还随葬一件肩部刻有“亚”字的陶罐。在商代铜器中，“亚”字经常和族徽符号一起出现，有军事长官之义。看来，这位墓主虽然贫寒到没有青铜器随葬，但还是很重视自己（或者先祖）的军事身份。
高规格墓葬的情况则很复杂。老牛坡四期的多数墓葬（22座）都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高规格墓葬更是无一幸免，不但青铜器等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墓主和殉葬人的骨头还混杂在一起，且有严重缺失。所以，发掘报告只能推测每座墓穴中的最大死者数（按照一人为
墓主，其余为殉葬人来统计）：
如86xlhi1m6是一座小型墓，满坑尽是白骨累累，几无落脚之处，坑内计有头骨七个、股骨九根、盆骨四个、肱骨七根,其余碎骨有前臂骨、胸骨、肋骨、脊椎骨、胫骨、腓骨、手骨、足骨等，散乱无序，不成比例，难分个体。17
虽然规格稍高的墓都被破坏，但破坏者主要针对的是墓穴中央的墓主，所以有些放置在墓穴边角和二层台的殉人，以及腰坑和角坑里的殉人与殉狗还没有被破坏。从存留的骨架看，有些殉人会先被砍去肢体，有些则尸身完整，没有挣扎的迹象。
先来看一座没有被毁坏的殉人墓m44：
一，墓穴内有腰坑殉狗。
二，墓主俯身直肢，左侧的殉人面向主人，躬身侧卧，右侧的殉人面朝下，蜷身俯卧。三人骨架保存情况不太好。
三，随葬品有铜戈二件（其中一件残），玉戈一件，石戈一件，青铜爵、瞿和辄各一件，玉璜一块，俯卧的殉人身下有铜箭镶五枚。
再来看mil和m25。
mil共埋葬十人，多数骨架已被毁墓者破坏。墓穴右角落有两具保存较完好的人骨架，上下叠压，下面的人侧身张口，呈挣扎状,上面的人则两腿自膝盖以下被砍去。随葬品已被洗劫，只剩铜镶一枚和小型青铜兽面30件（青铜兽面可能是缀在衣服上的饰扣）。有一具殉人尸骨没有被破坏，可能是后人祭祀的产物：殉人骨架散乱，应是肢解后扔进去的，随葬有一件陶罐。
m25也是共埋十人，墓主和多名殉人的骨架都被后期破坏，凌乱缺失。腰坑中埋有一具殉人尸骨，两根大腿骨被砍断。残余的随葬品只有铜镁三枚，玉环一件。此外，在距离地表1米左右，靠近墓坑
北
m11和m25平面图
m27和m30照片及m27平面图
18
边缘，有一具淡红色人骨架，俯身姿势，左上臂有骨折伤痕，缺整条右腿，头骨被扔在背后。发掘者推测，此人应该是在葬礼即将完成、填土快满时才被处死扔进去的，身上撒满了朱砂，尸骨被染成了浅红色。这种给殉人或人牲抛撒朱砂的做法，在殷墟末期的后冈h10祭祀坑也有发现。
除了墓葬，墓区内还有三座马坑，分别埋有两匹马（m14）、两马一车（m27）和一马一人一狗（m30）,马车造型和殷墟完全相同。这些马坑应当是某些高级墓的附属祭祀设施。
根据发掘报告，老牛坡的19座殉人墓共发现殉人97人，平均每座殉五人，殉十人以上的有三座。因为墓区被严重破坏，这个数字肯定有所缺失。另外，有个别尸骨是后人祭祀时埋进去的，所以称为人牲更合适。
在殷墟王陵外的商代遗址中，老牛坡四期墓葬的殉人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在殷墟，殉五人的墓葬已经属于非常高级的贵族。比如，发现铜羸人头的刘家庄北m1046“亚牌”墓，殉六人；滕州前掌大的史族薛国墓地，殉人最多的一座也是六人。本书猜测，因为关中是羌族人牲的主要来源，战俘和奴隶可能在这里的价值比较低，故而本地统治者可以多“消费”一些。
那么，是什么人破坏了老牛坡的商墓呢？毁墓者没有留下自己的信息，但发掘迹象显示，毁墓行为就发生在有些墓葬落成后不久。比如m29,规模不大，墓穴长3米，里面用木板搭成箱式椁，木椁虽已被彻底烧毁，但碳化的椁木保存得相对完整。椁能够被点燃和烧尽，说明当时墓室还很完整，尚未塌陷，否则椁木无法和空气充分接触而燃烧。再就是，在老牛坡墓区出土的随葬品中，器型最晚的属于商朝末期，之后，墓区就被废弃，再没有新墓葬，说明墓葬区被洗劫和废弃发生在商周两朝交替之际。
在《诗经o大雅o皇矣》中，周人对崇国的痛恨简直是切齿的,不仅借上帝之口讨伐，攻占之后还要把它彻底毁灭，所谓“是绝是忽"j'这应该是他们被崇国统治数十年的一次愤怒大爆发,在这之前,周人虽然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但这种对同宗盟友的背叛应该让周人深有负罪之感，对商朝及崇国也就更是憎恨，必须彻底毁灭，不留孑遗。
不过，在《皇矣》的记载中，崇国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周人还动用了攻城车，但老牛坡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基址。这是文献和考古尚未对应之处；当然，遗址区西北侧还有较多未发掘区域，不排除以后有发现城墙基址的可能。
周邦的大学
除上述外，周原甲骨卜辞还记载了一些文王时期的扩张行动，比如“伐蜀”“克蜀”和“征巢”，但这些方国的位置还无法确定，研究者众说纷纭。比如，后来武王伐商，盟军中就有“蜀”（《尚书o牧誓》）,说明此时蜀已被周人吸纳到同盟中，但到武王平定殷都周边地区时，征伐对象中又出现了“蜀”（《逸周书o世俘解》），这就不太好解释了，或许当时有重名的方国也说不准。
此外，卜辞中还有“楚子来”，可能是说南方的楚族在那时已经和周人建立了联系；还有“虫伯”，有学者认为它是崇侯虎的崇国，20但未必成立，因为在商朝的政治序列里，崇是商人血统的侯国，不能称为“伯”，按理说，周文王应当分得清这种区别。
攻灭崇国当年，文王在崇国境内的丰地营建了新都城，位于老牛坡遗址以西50公里处的洋河西侧。比起周原，丰京更容易控驭关中盆地，也更便于进攻东方的商朝。
征服多个方国后，周族人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被征服者缴纳的贡赋足以养活他们，故而也就可以从农牧业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一心
操练战争技能。
根据本书“大学与王子”一章，商王在殷都沮河边建有一座贵族“大学”，文王则加以模仿，在水滨建设了一座军事训练中心。显然文王父子认为，有必要对周族青年子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
周人的大学也叫“辟雍”或“灵台”。《诗经o灵台》载，这所大学建在“灵沼”地区，不仅有鹿鹿、白鸟，还有“鱼跃”，明显是水滨湿地环境。
王在灵囿，蹙鹿攸伏。蹙鹿濯濯，白鸟篙篙。王在灵沼，于物鱼跃。
周人以前居住的豳地和周原都不是多水地区，但要征服商朝，就必须适应黄河下游的湿地地貌。稍后，周武王又把都城扩建到洋水东侧的镐地，因丰镐两地距离很近，镐京就成了它们的总称。在周人的史诗里，镐京的大学是周族征服四方的起点。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经o大雅o文王有声》）
西周建立后的铜器铭文显示，周天子经常和贵族子弟聚会，比如，在“大池”或“辟池”比赛射箭，甚至乘船射猎大雁。21这应当是在大学辟雍外面的水域。经过室外比赛选拔之后，再进入“射宫”进行决赛，最后的胜出者有资格参加天子举行的祭礼。22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伯唐父鼎铭文拓片23
静箧铭文拓片，《集成》4273
这种通过射箭竞赛筛选祭祀者的做法，在西周似乎不太通行，到春秋就更失传了。它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周族从商朝学来的，但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
据殷墟丁组基址和花园庄东的“子”的甲骨卜辞，商代的大学有用人牲进行射猎和搏杀训练，颇有危险性，也会有一定的淘汰率。但周人似乎从未有过这种记录。
攻占崇国后的第二年，文王去世。史书中关于他“受命”称王的时间，有七到十年的不同记载；而倘若加上之前担任周族族长的时间，则有约五十年。在世时，文王已经立次子周发为继承人，继位后，周发自定尊号为“武王”。
文王留给儿子的，是一个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周邦，它已经占领整个关中，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个方国盟友以及隐藏在殷都宫廷里的纣王反对派。
但即便到此时，周邦和商朝也还没公然决裂，纣王也还在容忍,甚至是纵容这个西陲番邦的种种危险行径。孔子曾说，周邦已经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但还是臣服于殷商，这可以叫“至德”！（《论语o泰伯》）比孔子早两三代的晋国贵族韩厥则说，文王召集那些反叛商朝的国家一起去侍奉纣王，这是懂“权宜”。（《左传o襄公三十一年》）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怪异的商周关系，史书文献也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倘若非要强行给出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大概也只能说：纣王的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注释
1《汉书o五行志上》：“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颜师古注：“父师，即太师，殷之三公也。箕子，纣之诸父而为太师，故曰父师。”
2“令簇”铭文记载周成王（武王和邑姜之子）征伐山东地区，邑姜可能坐镇齐国并赏赐留守臣僚。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生活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2页。
3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文博》2010年第2期。
4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2页。
5陈梦家发现，甲骨卜辞里商人的上帝是冷漠、高高在上的，与人间保持着极大距离，”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赋以人格化的属性”。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580页。这可能主要是帝乙改革之前的情况，从帝乙改革开始，商王也有了“帝”的身份元素,这从帝乙及其子帝辛（纣王）的名号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