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虽然文王曾试图重新定义上帝，但后继无人，结果武王被上帝概念搞得神魂颠倒。要把上帝和商人文化彻底切割是很困难的，所以周公认为，应当淡化上帝，尽量少让它出现。
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应该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在对商人布置任务时，周公却又会频频谈及上帝，因为商人笃信上帝，不用上帝很难震慑他们。有时，周公还会使用露骨的暴力威胁和利益诱惑，这也是因为商人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相反，跟他们讲道德,则过于玄远，无异于对牛弹琴。当然，这是有紧急任务，换作平时，对商人宣讲一下道德也无妨。
所以，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而执行毁灭殷都任务的周人似乎越来越疯狂。在殷商高级墓葬的墓穴上方，商人通常会建造一座供子孙祭祀逝者的享堂，所以，周人只要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由此，他们挖掘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
m1001墓穴上面的大型破坏坑平面图8：殷墟王陵区所有的大墓,商王、王后、高级贵族的，都遭到了这种毁灭性破坏
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
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填埋，重新变成平地。可见，在将其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
直到三千余年后，第一代考古人在重新发掘这些墓室时才发现，除了巨大的盗坑之外，遗留的物品已经很少。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在一座大坑的填土之中发现了半只被砸断的石刻人偶，而后又在另一座坑的填土中发现了另一半。这说明，盗坑的挖掘和填埋是同步进行的。
由此，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周人对商朝和历代商王依然又恨又怕，谁又真的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天庭中降祸人间，而掘其墓、扬其尸则可能会切断他们干预人间的途径，况且在商朝的统治下，周人经历了数十年的恐怖，也背负了巨大的良心之债，捣毁商王陵寝或许能让他们稍微缓解一些。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
至于那些被毁灭的商王陵寝中还可能有些什么奇异的青铜重器，已经难以想象，但有些劫余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比如，某些次等墓葬中曾出土零星的劫余物品，其中就有近一吨重的“商后母戊鼎”，由此推理，王陵中应该有更加巨大且精致的青铜器。但在后来，无论西周、春秋，还是更晚时代的遗存，都没有发现如“商后母戊鼎”级别的商代重器，也没人描述过它们。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去了哪里，或许周人出于忌讳和厌恶，把这些掘出的青铜随葬品熔化成了铜锭或者铸造成了其他铜器。
残忍部族的终结
在通往殷墟王宫的大路边，是擅长制陶的刘家庄北商人族邑。如前所述，这里曾挖掘出铜羸里装有蒸熟人头的m1046墓葬，有大路边堆满人畜骨骸的祭祀场。但殷商解体之后，刘家庄北聚落呈现的是一片仓皇景象。
其中的f79是一座贵族住宅，整体呈回字形四合院状，坐北朝南。整座住宅已被烧毁，散落堆积着坍塌的烧土块。在东小院内（院落中部偏北），有一深2米的袋状窖穴h2498,本来是储存粟米的粮窖，但坑底散乱放置了三件刻有铭文的铜礼器，分别是尊二件和瞿一件，此外，还有陶蜃一件。这几件器物的表面都沾着黑灰土，被红色烧土块掩埋在坑内。
f79发掘照片
同期，在西大路西侧的f22旁边，也有一座铜器窖藏坑h326,虽然只有30厘米深，里面却放置了三件铜器，鼎、草、卤各一件,
有的颠倒，有的正放。坑内还有些空间，可能放置了其他财物，但已经腐朽无存。9
h326平面及剖面图：1.铜提梁卤；
2,铜鼎；3.铜分裆肆
h2498窖穴（俯拍）
上述两座窖藏坑，器物摆放仓促，不像是正规祭祀行为。发掘简报猜测，考虑到上述窖藏坑年代均属殷墟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如此多的青铜重器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被打碎、弃置或埋藏，加之此时的大型建筑被焚毁，这些事件绝非孤立发生，可能与周人灭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11
此外，2015年，地产开发商在保护区范围擅自施工，竟挖出了部分金属埋藏物，经考古队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一座掩埋大量铅锭的窖藏坑，编号h25。i?
该坑直径约1.7米，深1米，铅锭在坑底堆积厚度有0.5米。铅锭都是薄片状，“略呈龟背形”，长度10—70厘米,单片重量5-40公斤o多数铅锭上都有一个圆孔，可能是为了方便穿绳搬运。坑底先垫了一层草编席子,然后逐层规范放置铅锭,共有293块,总重量达3404公斤。
h25内铅锭堆放情况
这座铅锭坑紧邻着一座小房子f1,旁边还有其他院落附属建筑。铅锭可能本来储存在f1之内，最后是主人挖坑把它们掩埋了起来。从填土中的陶片判断，这座坑属于殷墟晚期。”考虑到铅是铸造青铜的必需品，刘家庄北聚落虽然不铸铜，但它东边却紧邻殷墟地区最大的铸铜产业区（苗圃北地），所以刘家庄北的贵族可能会从事铅等矿产品贸易。本书猜测，应该是殷都迁徙的消息传来时，主人急忙掩埋了这批铅锭。
当然，在周公组织的殷都搬迁中，像刘家庄北这种被暴力毁灭的聚落不算多。其他聚落很少有发现仓皇掩埋财物的现象，几乎所有贵族都带走了私家财物。新城洛邑出现的殷移民聚落和铸铜作坊等也显示多数搬迁是和平的。
刘家庄北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此地的商人格外地残忍和热衷人祭，对搬迁命令也最为抵触（甚至还和周军有过小规模冲突），自感未来并不会受到太好的对待，便纷纷掩埋了自家财物。
洛邑新城的道德演说
营建洛邑的工作由召公爽负责，在这之前，他住在关中主持留守朝廷。此时，成王可能有十三四岁，已接近亲政的年龄。
三月初，召公赶到洛邑，和周公押解来的殷都移民会合。此时的洛邑并非一块荒野，因为“三监之乱”平定后，周公在这里部署了一些监控东方的驻防兵力，所以又名“洛师”。（《尚书o洛诰》）
召公和周公的这次相会颇为重要。此时周公辅政称王已有七年，平定“三监之乱”也已经过去三年。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在东方，很少和成王在一起。对于周公是否愿意归还大政，外界颇有疑心。但周、召二人见面后，周公同意在该年从王位退下，交出权力。按照约定，待洛邑工程完成，成王将在这里举行登基仪式，正式建都洛邑。
其实，此时周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商人的人祭文化。商王朝虽然终结了，但他们用人牲祭祀、奠基和殉葬的传统并没有终止；而且武王在位期间还曾举行商式献祭，甚至比商人更变本加厉。人祭是一种漫长而顽固的风习，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算起，已经延续两三千年，商朝更是将其吸收到了王朝制度之中。想要根除上千年的积习，谈何容易。
这次周公与召公的谈话，有些被收入了《尚书o君爽》，其中周公说得最多的是王朝兴亡更替的教训。他认为，这背后虽都有天-上帝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也就是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所以，周公说，“天不可信"，人不能奢望去揣摩天帝的意旨，只需要把世间的义务履行好。
在后世人看来，这属于老生常谈，但周公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了但不能记录下来的，应当是：不能指望靠祭祀讨好天帝和诸神，不仅周人不能这么做，也要禁绝商人的人祭行为。
当初武王灭商、进入殷都时，曾在纣王的尸首上表演射箭和斩首仪式，这是翦商大业的一幕经典场景，也是武王采用商人巫术和人祭礼仪的开端。据屈原《天问》，当时在武王身旁的周公旦曾表示不满，觉得武王将要重蹈殷商覆辙，周族未来的命运令人叹息：
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如今武王已逝，周公和召公成为新王朝的掌舵人，他们要扭转武王标定的航向。二人这次密谈达成的共识，很快就在洛阳的建城典礼上体现了出来：首日，祭祀天帝（郊），用了两头牛；次日，祭祀土地之神（社），用了牛、羊和猪各一头。这和商人及周武王的献祭作风完全不同。洛邑新城是殷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举行典礼，相当于周朝上层给他们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15
历时七天的祭祀完成后，营建工程开始，所有殷商移民也都投入了劳作之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尚书o召诰》）这些殷人还保留着原有的宗族组织,召公只需做好规划,给殷人各氏族的首领（尹）发布任务就行，其余工作会由殷人自行组织完成。
周公描述的洛邑城名为“新大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尚书o康诰》）这正和商人称殷都为“大邑商”相对，象征着它是殷都居民的新家园。“新大邑”分布在渡水的东西两侧，两地相距数公里：东侧主要是殷商移民居住区，西侧是周王行宫、宗庙以及周人居住区。在渡水西岸（今洛阳火车东站附近）有一片周人贵族聚居区，王朝显贵大都在这里建造宅邸。墓区出土铜器中有“太保”铭文，说明召公爽家族的部分墓地也在这里。但因为洛邑城被覆压在现代洛阳城之下，目前发掘范围还很有限，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台基。也可能是洛邑的规划以实用为主，没有太多奢华的工程，也没有城墙。
到下半年，新洛邑基本完成，官方名称为“成周”。有人说，这名字可能寓意周朝的成就，也可能和成王的尊号有关。与之相对，镐京（丰镐）被称为“宗周”，因为资历更老一些。岐下的周原则单称为“周”，是最古老和狭义的周地。
周公先是赶赴镐京向成王报告，并随成王来到成周洛邑。在这座据说距离上帝最近的城市，成王“加元服”（成人礼），从此开始履行王的职责：接见在洛邑的商人长老和周朝百官，在各种典礼上频频露面。周人希望让殷商移民看到新王振作有为的气象，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
此后，周公和召公对少年成王又有几番关于王朝兴衰的说教。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二人的论说里新增了一个“小民”概念，指的是构成王朝主体的普通农夫和贵族封邑里的农奴。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日：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o召诰》）
到年底，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一头红色的牛（驿牛）。i'看来，周公的新祭祀原则已经成为王朝正式制度。
但不知为何，成王并没有把洛邑作为真正的首都，不久之后，他又返回了镐京。和父辈不一样，成王并没有和商人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洛邑的主体居民是商人，这可能会让成王难以适应。结果，武王和周公谋划的迁都事业并未变成现实。此后，洛邑（洛阳）一直是西周王朝管理东方的军政中心，其主体是殷商移民，可以组建规模很大的军队。西周王朝前期，在洛阳可以调动的兵力是“殷八师”，也叫“成周八师”，每个师兵力数千人；与此相对，在宗周镐京，周人为主的兵力是“西六师”。
而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复辟。但是，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修改历史记忆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在《尚书o无逸》中，周公还把君王的在位时间和他们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越是有德的君王，其享国时间越久，比如，商朝的高宗（武丁王）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周文王在位长达五十年（包括受命称王之前担任周邦族长的时间）o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但他却从未提及，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17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属于末代的帝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周”的内容。然而，从常识推测，自古公亶父以来，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尤其是在周灭商之前的几年，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
所以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
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在文王和武王期间，周人应该还没有这种忌讳，不然，文王不会在《诗经o荡》中极度愤怒地控诉殷商王朝的残暴和堕落；而另一方面，这首诗应该也经过了周公一代人的改造，去掉了关于血祭的那些最为敏感的内容。
西周建立后，被周朝强制迁徙到各地的商人聚落很多，但它们已经很少发生用人献祭或奠基的行为，至少难以在考古中发现。比较特殊的是洛阳，这里是“殷顽民”（最顽固的殷商文化传承者）最集中的地方。
1974年，洛阳市北窑村发掘出一座西周前期的铸铜作坊，规模很大，陶质铸范碎块多达数万块，发掘报告指出，“早期居住遗存和第一期墓葬，出土陶器同殷墟小屯南地晚期陶器异常接近，时代应该接近殷末，即相当于西周初年”，而且铸范亦显示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沿袭了殷墟末期风格，显然是从殷都迁徙而来，甚至就是之前殷都王宫区以南苗圃北地的大型铸铜作坊。
这座铸铜作坊不仅有来自殷都的铸铜技术，还有商人特色的人祭行为。比如,编号为f2的就是一座铸造厂房（东西长11.2米,南北宽7.2米），在它的夯土基址周边，有12座奠基坑呈环状分布，坑内共发现人骨架七具、马骨架三具以及狗骨架两具；朝东、朝南的两座房门外也各发现一座祭祀坑，内埋一人和一狗，“奠基所埋的人、兽有活埋时挣扎之状”。但发掘报告过于简略,没有祭祀坑的详细介绍和平面图，难以复原当时的细节。
铸铜作坊紧挨着墓葬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m14,有很长且有直角弯的墓道，其他小墓则分布在它的周围。发掘报告推测，m14墓主应当是这座作坊的拥有者，但墓穴早已被盗掘一空，连尸骨遗存都没有，所以无法判断殉葬人的情况。墓道两侧有祭祀坑，分别是两座马坑、一座羊坑和一座人坑：马坑内各埋有被肢解的马两匹，羊坑内埋有四只羊，人祭坑内埋有一人。和殷墟相比，祭祀用人已经少得多了。
1975—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扩大了对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范围，发现了更多的人祭坑和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比如，大型灰坑h249发现人骨架六具，彼此相隔1—2米，呈基本平行的两排，有的无头颅，有的头被砍下来放在身体一侧，有的两臂曲在胸前且腿弯曲，“似捆绑状”，有半数的人，或胳膊或腿残缺。
此外，和这些人祭坑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完整的马、羊、狗骨架，以及占卜用过的甲骨。发掘报告推测，“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座铸铜作坊从西周初年开始生产，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直到大约周穆王时期才被废弃。
铸造作坊以北200米处，是周人高级贵族公墓区。这些周人贵族墓虽然规格高，墓穴大，随葬品多，但都没有殉葬人，更没有用人献祭。此外，这些周人墓葬都是头朝北方，而铸铜作坊的墓葬都是头朝南方，看来，殷人和周人移民都还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即使比邻而居，也泾渭分明。2。
另一处祭祀场在今河南科技大学的林业职业学院内，有两座残留灰烬的燎祭坑和37座埋牲祭坑，多数坑内有完整的马或牛或猪骨架，还有人和马、猪、牛、狗一起埋葬的。报告没有提供人祭数量，从照片看，可能每座坑内不超过一人。21目前尚未公布更详细的发掘报告，从人和牲畜混合祭祀的做法来看，与殷墟刘家庄北制陶聚落相似，但肢解分尸的现象已经比刘家庄北少。
这些“殷顽民”的人祭行为难免会引起成王和周公的注意，根据周公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些事情很难被文献记录。为此，周公叔侄需要发明一套新语汇。
这是年轻的成王首次需要面对的困难。
成王的愤怒
刚刚亲政的成王比较急于走出叔父周公的影响，建立自己的功业。恰好，山东地区的东夷土著又发生叛乱，核心是“三监之乱”时期曾活跃的奄国。当地有两个周朝刚分封的诸侯国，分别是周公长子的鲁国和太公吕尚长子的齐国，朝廷需要为这两个立足未稳的诸侯提供保护。
于是，年轻的成王便带兵亲征东夷，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母亲邑姜，而周公可能坐镇镐京后方。有些周臣僚制作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太后在东夷战争中的活动。在周公辅政和儿子隐居成长的七年里，邑姜一直静默无闻，但现在，她不仅在意儿子的安全，也牵挂创建齐国的兄弟（此时吕尚可能已经离世）。
成王亲政第五年，第二次东夷战争结束后，成王和母后东返，途中经过成周洛阳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有一位贵族曾获得成王的接见，之后更是专门制作了一件青铜尊，这就是因“宅兹中国”的铭文而著称于后世的“何尊”。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它在当时的意思是“中原之地”。22
何尊及其铭文拓片
返回成周镐京后，成王立刻和周公召集会议，对殷周贵族们发布了一个讲话，这便是《尚书o多方》。即使周公叔侄刻意控制了情绪，其中包含的对殷商遗民极为深切的反感和厌恶也还是弥漫在文字之间。显然，成王此行可能看到了一些让他和周公深为愤怒的现象。
在开篇，周公先向臣僚们转达了成王的话：“向你们四方列国正式宣告，特别是殷人的君侯、长老和民众，我很严肃地向你们下达王命，你们不是不知道那改朝换代的伟大天命，也不是忘了恭敬祭祀……”
到底是殷人的什么行为触怒了成王叔侄，他们却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只是诉诸“周公式”的历史说教，说夏朝和商朝的灭亡都是因为残酷地虐待人民,滥用各种刑罚，诸如“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日钦剿割夏邑”“乃胥惟虐于民”“殄戮多罪”等，故而丧失了天命。而且，周公这次指责的不是夏桀和商纣这两位末代昏君,而是整个“多士”（贵族阶层）。比如，他批评夏朝的贵族们只会虐待人民，有各种不人道行径：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
后面成王的发言，怨气更大，但也更不知所云。按他的说法，“殷多士”，也就是殷商贵族们，虽然已经投降周朝且奔走效力五年，但在自己的家庭和族邑里仍然“不和”“不睦”，用“凶德”统治，“尔心未爱”（缺乏爱心），不敬重天命，胡作非为。
然后，成王对他们发出凶狠的威胁：“我现在警告你们，再有下次我就要动武，把你们抓起来，用大刑处死！一次不起作用，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是我们周朝不慈善，是你们自己招来的报应！”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
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那么，成王叔侄到底是对什么行为如此愤怒？本书认为，应当是商人群体还残留的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等遗风。考虑到成王归途中曾在洛阳停留，应该是当地殷商移民的人祭行为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在真正的现场发言中，叔侄二人也许会对“殷多士”直言必须禁止人祭行为，但在整理笔录文献的时候，人祭却被替换成了“惟虐”“殄戮”等相对含糊的字眼，似乎殷商贵族们只是喜欢滥施刑罚而已。从现实意义看，这种替换的区别并不大，因为商人对人牲、罪犯、俘虏和奴隶这些概念的区分本身就很模糊。在官方文本的记载中，成王叔侄看似绕开了商人宗教的话题，但严禁商人以包括宗教在内的名义随意杀人的立场非常明确。
根据周公确定的“政治正确”，在正式的文献里，他们只能把商朝的灭亡归因到商纣一人身上，但如今，成王叔侄显然认为殷商遗民的人祭行为已经不光是商纣能负责的了，有必要对整个商人贵族阶层予以斥责。在周初的官方文献里，这是非常例外的现象，再考虑《尚书o多方》毕竟是西周的官方版本，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时成王叔侄对殷商遗民发出的威胁应该会更为严厉。
相比商朝，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这类行为已经急剧下降，甚至近于消亡，这应该和周公叔侄的严厉态度有直接关系。
针对殷人的分封：卫与宋
在周公辅政最后一年，新洛邑建设开工之际，周公旦以王的身份宣布了册封弟弟周封为卫侯的决定。
新生的卫国将统治旧商朝核心区，都城设在废殷都以南约60公里的朝歌。虽然殷都已经沦为废墟，居民也搬迁到关中、洛邑和宋国，但都城之外的商人聚落还有很多。对卫侯周封来说，统治和改造这些殷商旧民依然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
周公格外地重视卫国的创建，在册封典礼上前后三次对周封训话,后都被收入《尚书》，分别是《康诰》《酒诰》和《梓材》。
这三篇诰命的文辞有些古奥，但基本精神比较明确，即要求周封管理好殷商旧民，还要让他们改变陋习，成为新民，为王朝继续赢得天命：“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在统治方式上，周公要求周封吸收以往商王的成功经验（“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多向商人长老咨询意见；但是在刑罚上，则要求周封必须垄断刑罚的权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做主，不管是判处死刑还是割鼻子或耳朵这类肉刑。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日制剂人，无或剥削人。（《尚书o康诰》）
前文已述及，周公和周族上层比较忌讳提及商人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行为，把它们笼统地归入了非法的刑罚。周公对周封的这一要求应当也包含要在卫国境内禁止人祭行为一一这已经是划归国君独有的权力，其他任何人的此类行为都是非法的。
在卫国境内，不仅禁绝人祭宗教的工作量比较大，针对殷商旧人谋逆行为的镇压力度也很大，所以周公的训话涉及刑罚的内容很多：要求周封制定刑罚的标准，通过相关的官员发布给民众，殷商刑罚中有合理性的要保留下来（“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有犯罪处刑的要按颁布的标准执行，不要再自己另出新意；但如果有自恃武力抢劫财物和人口以及因抢劫而杀人的，既然他们不怕死，就要一^概处死。
寇攘奸完，杀越人于货，瞥不畏死，罔弗憨。（《尚书o康诰》）
商人酗酒的风气很盛，不仅墓里随葬成套酒器，文献中也多次记载商人酗酒问题严重。不过，在重视政治正确的周公口中，商人只是到纣王时期才染上了这种恶习，之前都非常节制。他告诫周封：“在我们西土，文王曾经专门教导，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酒，而且不能喝醉，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西土之人都没有酗酒的恶习。醉酒误事，让人丧失礼仪，荒废工作，还变得凶狠、残暴、不怕死；特别是很多人在一起喝酒，臭气会直达天庭，诸神很不喜欢，而这是商朝灭亡最主要的原因。”
接着，周公命令周封：“一定要严厉禁酒，如果跟随你去的周人聚在一起饮酒，你发现以后不要放过，把他们抓起来送到朝廷，我来处死。如果那些殷商贵族这样喝酒，你不用杀人，教育他们就行了。你如果不听我的教诲而把卫国搞乱，那也是要受死刑的！”
在册封典礼上，两名王朝官员依次履行给周封授予土地和民众的仪式，但授予卫国的疆界只列出了南北两个地标，北境的方位不详，南方到黄河南岸的荥阳一带。此外，还有两小块飞地，一块在宗周镐京附近，一块在成周洛阳附近，如果周封及后继者去参拜周王，可以住在自己的京郊领地之内。
授予周封的民众是“殷民七族”，分别是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马缨工）、锚氏（锂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饥氏、终葵氏（椎工）”（《左传o定公四年》），部族名称大都和手工业有关，有制陶、冶金、车马器等，可能是卫国国君的私人产业。但卫国境内的商人总数应不止于此。
此外，虽然最后一位商王武庚禄父未得善终，形式上的商王朝也不复存在，但周公认为仍有必要保留商王室的世系，决定让纣王一位庶出的兄长微子启继承商朝，都城定在商丘，是为宋国。这里是成汤王灭夏之前的旧居，如今作为商朝传人之国也比较合适，因此商朝的王族后裔主要就聚居在宋国。
《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牧野之战后，武王联军驻扎殷郊，微子启曾主动登门投降示好：“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是春秋时期亡国之君请求饶恕的仪式,商末应该还没有这种礼仪，可能出自后人的虚构。但微子主动向武王投诚应该是存在的，如前所述，稍后主动到关中投靠并定居的“微史氏”可能也是微子的家族成员，受微子之命主动到关中做人质。
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应该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在对商人布置任务时，周公却又会频频谈及上帝，因为商人笃信上帝，不用上帝很难震慑他们。有时，周公还会使用露骨的暴力威胁和利益诱惑，这也是因为商人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相反，跟他们讲道德,则过于玄远，无异于对牛弹琴。当然，这是有紧急任务，换作平时，对商人宣讲一下道德也无妨。
所以，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而执行毁灭殷都任务的周人似乎越来越疯狂。在殷商高级墓葬的墓穴上方，商人通常会建造一座供子孙祭祀逝者的享堂，所以，周人只要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由此，他们挖掘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
m1001墓穴上面的大型破坏坑平面图8：殷墟王陵区所有的大墓,商王、王后、高级贵族的，都遭到了这种毁灭性破坏
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
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填埋，重新变成平地。可见，在将其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
直到三千余年后，第一代考古人在重新发掘这些墓室时才发现，除了巨大的盗坑之外，遗留的物品已经很少。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在一座大坑的填土之中发现了半只被砸断的石刻人偶，而后又在另一座坑的填土中发现了另一半。这说明，盗坑的挖掘和填埋是同步进行的。
由此，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周人对商朝和历代商王依然又恨又怕，谁又真的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天庭中降祸人间，而掘其墓、扬其尸则可能会切断他们干预人间的途径，况且在商朝的统治下，周人经历了数十年的恐怖，也背负了巨大的良心之债，捣毁商王陵寝或许能让他们稍微缓解一些。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
至于那些被毁灭的商王陵寝中还可能有些什么奇异的青铜重器，已经难以想象，但有些劫余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比如，某些次等墓葬中曾出土零星的劫余物品，其中就有近一吨重的“商后母戊鼎”，由此推理，王陵中应该有更加巨大且精致的青铜器。但在后来，无论西周、春秋，还是更晚时代的遗存，都没有发现如“商后母戊鼎”级别的商代重器，也没人描述过它们。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去了哪里，或许周人出于忌讳和厌恶，把这些掘出的青铜随葬品熔化成了铜锭或者铸造成了其他铜器。
残忍部族的终结
在通往殷墟王宫的大路边，是擅长制陶的刘家庄北商人族邑。如前所述，这里曾挖掘出铜羸里装有蒸熟人头的m1046墓葬，有大路边堆满人畜骨骸的祭祀场。但殷商解体之后，刘家庄北聚落呈现的是一片仓皇景象。
其中的f79是一座贵族住宅，整体呈回字形四合院状，坐北朝南。整座住宅已被烧毁，散落堆积着坍塌的烧土块。在东小院内（院落中部偏北），有一深2米的袋状窖穴h2498,本来是储存粟米的粮窖，但坑底散乱放置了三件刻有铭文的铜礼器，分别是尊二件和瞿一件，此外，还有陶蜃一件。这几件器物的表面都沾着黑灰土，被红色烧土块掩埋在坑内。
f79发掘照片
同期，在西大路西侧的f22旁边，也有一座铜器窖藏坑h326,虽然只有30厘米深，里面却放置了三件铜器，鼎、草、卤各一件,
有的颠倒，有的正放。坑内还有些空间，可能放置了其他财物，但已经腐朽无存。9
h326平面及剖面图：1.铜提梁卤；
2,铜鼎；3.铜分裆肆
h2498窖穴（俯拍）
上述两座窖藏坑，器物摆放仓促，不像是正规祭祀行为。发掘简报猜测，考虑到上述窖藏坑年代均属殷墟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如此多的青铜重器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被打碎、弃置或埋藏，加之此时的大型建筑被焚毁，这些事件绝非孤立发生，可能与周人灭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11
此外，2015年，地产开发商在保护区范围擅自施工，竟挖出了部分金属埋藏物，经考古队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一座掩埋大量铅锭的窖藏坑，编号h25。i?
该坑直径约1.7米，深1米，铅锭在坑底堆积厚度有0.5米。铅锭都是薄片状，“略呈龟背形”，长度10—70厘米,单片重量5-40公斤o多数铅锭上都有一个圆孔，可能是为了方便穿绳搬运。坑底先垫了一层草编席子,然后逐层规范放置铅锭,共有293块,总重量达3404公斤。
h25内铅锭堆放情况
这座铅锭坑紧邻着一座小房子f1,旁边还有其他院落附属建筑。铅锭可能本来储存在f1之内，最后是主人挖坑把它们掩埋了起来。从填土中的陶片判断，这座坑属于殷墟晚期。”考虑到铅是铸造青铜的必需品，刘家庄北聚落虽然不铸铜，但它东边却紧邻殷墟地区最大的铸铜产业区（苗圃北地），所以刘家庄北的贵族可能会从事铅等矿产品贸易。本书猜测，应该是殷都迁徙的消息传来时，主人急忙掩埋了这批铅锭。
当然，在周公组织的殷都搬迁中，像刘家庄北这种被暴力毁灭的聚落不算多。其他聚落很少有发现仓皇掩埋财物的现象，几乎所有贵族都带走了私家财物。新城洛邑出现的殷移民聚落和铸铜作坊等也显示多数搬迁是和平的。
刘家庄北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此地的商人格外地残忍和热衷人祭，对搬迁命令也最为抵触（甚至还和周军有过小规模冲突），自感未来并不会受到太好的对待，便纷纷掩埋了自家财物。
洛邑新城的道德演说
营建洛邑的工作由召公爽负责，在这之前，他住在关中主持留守朝廷。此时，成王可能有十三四岁，已接近亲政的年龄。
三月初，召公赶到洛邑，和周公押解来的殷都移民会合。此时的洛邑并非一块荒野，因为“三监之乱”平定后，周公在这里部署了一些监控东方的驻防兵力，所以又名“洛师”。（《尚书o洛诰》）
召公和周公的这次相会颇为重要。此时周公辅政称王已有七年，平定“三监之乱”也已经过去三年。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在东方，很少和成王在一起。对于周公是否愿意归还大政，外界颇有疑心。但周、召二人见面后，周公同意在该年从王位退下，交出权力。按照约定，待洛邑工程完成，成王将在这里举行登基仪式，正式建都洛邑。
其实，此时周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商人的人祭文化。商王朝虽然终结了，但他们用人牲祭祀、奠基和殉葬的传统并没有终止；而且武王在位期间还曾举行商式献祭，甚至比商人更变本加厉。人祭是一种漫长而顽固的风习，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算起，已经延续两三千年，商朝更是将其吸收到了王朝制度之中。想要根除上千年的积习，谈何容易。
这次周公与召公的谈话，有些被收入了《尚书o君爽》，其中周公说得最多的是王朝兴亡更替的教训。他认为，这背后虽都有天-上帝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也就是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所以，周公说，“天不可信"，人不能奢望去揣摩天帝的意旨，只需要把世间的义务履行好。
在后世人看来，这属于老生常谈，但周公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了但不能记录下来的，应当是：不能指望靠祭祀讨好天帝和诸神，不仅周人不能这么做，也要禁绝商人的人祭行为。
当初武王灭商、进入殷都时，曾在纣王的尸首上表演射箭和斩首仪式，这是翦商大业的一幕经典场景，也是武王采用商人巫术和人祭礼仪的开端。据屈原《天问》，当时在武王身旁的周公旦曾表示不满，觉得武王将要重蹈殷商覆辙，周族未来的命运令人叹息：
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如今武王已逝，周公和召公成为新王朝的掌舵人，他们要扭转武王标定的航向。二人这次密谈达成的共识，很快就在洛阳的建城典礼上体现了出来：首日，祭祀天帝（郊），用了两头牛；次日，祭祀土地之神（社），用了牛、羊和猪各一头。这和商人及周武王的献祭作风完全不同。洛邑新城是殷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举行典礼，相当于周朝上层给他们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15
历时七天的祭祀完成后，营建工程开始，所有殷商移民也都投入了劳作之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尚书o召诰》）这些殷人还保留着原有的宗族组织,召公只需做好规划,给殷人各氏族的首领（尹）发布任务就行，其余工作会由殷人自行组织完成。
周公描述的洛邑城名为“新大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尚书o康诰》）这正和商人称殷都为“大邑商”相对，象征着它是殷都居民的新家园。“新大邑”分布在渡水的东西两侧，两地相距数公里：东侧主要是殷商移民居住区，西侧是周王行宫、宗庙以及周人居住区。在渡水西岸（今洛阳火车东站附近）有一片周人贵族聚居区，王朝显贵大都在这里建造宅邸。墓区出土铜器中有“太保”铭文，说明召公爽家族的部分墓地也在这里。但因为洛邑城被覆压在现代洛阳城之下，目前发掘范围还很有限，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台基。也可能是洛邑的规划以实用为主，没有太多奢华的工程，也没有城墙。
到下半年，新洛邑基本完成，官方名称为“成周”。有人说，这名字可能寓意周朝的成就，也可能和成王的尊号有关。与之相对，镐京（丰镐）被称为“宗周”，因为资历更老一些。岐下的周原则单称为“周”，是最古老和狭义的周地。
周公先是赶赴镐京向成王报告，并随成王来到成周洛邑。在这座据说距离上帝最近的城市，成王“加元服”（成人礼），从此开始履行王的职责：接见在洛邑的商人长老和周朝百官，在各种典礼上频频露面。周人希望让殷商移民看到新王振作有为的气象，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
此后，周公和召公对少年成王又有几番关于王朝兴衰的说教。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二人的论说里新增了一个“小民”概念，指的是构成王朝主体的普通农夫和贵族封邑里的农奴。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日：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o召诰》）
到年底，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一头红色的牛（驿牛）。i'看来，周公的新祭祀原则已经成为王朝正式制度。
但不知为何，成王并没有把洛邑作为真正的首都，不久之后，他又返回了镐京。和父辈不一样，成王并没有和商人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洛邑的主体居民是商人，这可能会让成王难以适应。结果，武王和周公谋划的迁都事业并未变成现实。此后，洛邑（洛阳）一直是西周王朝管理东方的军政中心，其主体是殷商移民，可以组建规模很大的军队。西周王朝前期，在洛阳可以调动的兵力是“殷八师”，也叫“成周八师”，每个师兵力数千人；与此相对，在宗周镐京，周人为主的兵力是“西六师”。
而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复辟。但是，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修改历史记忆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在《尚书o无逸》中，周公还把君王的在位时间和他们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越是有德的君王，其享国时间越久，比如，商朝的高宗（武丁王）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周文王在位长达五十年（包括受命称王之前担任周邦族长的时间）o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但他却从未提及，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17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属于末代的帝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周”的内容。然而，从常识推测，自古公亶父以来，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尤其是在周灭商之前的几年，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
所以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
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在文王和武王期间，周人应该还没有这种忌讳，不然，文王不会在《诗经o荡》中极度愤怒地控诉殷商王朝的残暴和堕落；而另一方面，这首诗应该也经过了周公一代人的改造，去掉了关于血祭的那些最为敏感的内容。
西周建立后，被周朝强制迁徙到各地的商人聚落很多，但它们已经很少发生用人献祭或奠基的行为，至少难以在考古中发现。比较特殊的是洛阳，这里是“殷顽民”（最顽固的殷商文化传承者）最集中的地方。
1974年，洛阳市北窑村发掘出一座西周前期的铸铜作坊，规模很大，陶质铸范碎块多达数万块，发掘报告指出，“早期居住遗存和第一期墓葬，出土陶器同殷墟小屯南地晚期陶器异常接近，时代应该接近殷末，即相当于西周初年”，而且铸范亦显示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沿袭了殷墟末期风格，显然是从殷都迁徙而来，甚至就是之前殷都王宫区以南苗圃北地的大型铸铜作坊。
这座铸铜作坊不仅有来自殷都的铸铜技术，还有商人特色的人祭行为。比如,编号为f2的就是一座铸造厂房（东西长11.2米,南北宽7.2米），在它的夯土基址周边，有12座奠基坑呈环状分布，坑内共发现人骨架七具、马骨架三具以及狗骨架两具；朝东、朝南的两座房门外也各发现一座祭祀坑，内埋一人和一狗，“奠基所埋的人、兽有活埋时挣扎之状”。但发掘报告过于简略,没有祭祀坑的详细介绍和平面图，难以复原当时的细节。
铸铜作坊紧挨着墓葬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m14,有很长且有直角弯的墓道，其他小墓则分布在它的周围。发掘报告推测，m14墓主应当是这座作坊的拥有者，但墓穴早已被盗掘一空，连尸骨遗存都没有，所以无法判断殉葬人的情况。墓道两侧有祭祀坑，分别是两座马坑、一座羊坑和一座人坑：马坑内各埋有被肢解的马两匹，羊坑内埋有四只羊，人祭坑内埋有一人。和殷墟相比，祭祀用人已经少得多了。
1975—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扩大了对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范围，发现了更多的人祭坑和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比如，大型灰坑h249发现人骨架六具，彼此相隔1—2米，呈基本平行的两排，有的无头颅，有的头被砍下来放在身体一侧，有的两臂曲在胸前且腿弯曲，“似捆绑状”，有半数的人，或胳膊或腿残缺。
此外，和这些人祭坑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完整的马、羊、狗骨架，以及占卜用过的甲骨。发掘报告推测，“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座铸铜作坊从西周初年开始生产，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直到大约周穆王时期才被废弃。
铸造作坊以北200米处，是周人高级贵族公墓区。这些周人贵族墓虽然规格高，墓穴大，随葬品多，但都没有殉葬人，更没有用人献祭。此外，这些周人墓葬都是头朝北方，而铸铜作坊的墓葬都是头朝南方，看来，殷人和周人移民都还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即使比邻而居，也泾渭分明。2。
另一处祭祀场在今河南科技大学的林业职业学院内，有两座残留灰烬的燎祭坑和37座埋牲祭坑，多数坑内有完整的马或牛或猪骨架，还有人和马、猪、牛、狗一起埋葬的。报告没有提供人祭数量，从照片看，可能每座坑内不超过一人。21目前尚未公布更详细的发掘报告，从人和牲畜混合祭祀的做法来看，与殷墟刘家庄北制陶聚落相似，但肢解分尸的现象已经比刘家庄北少。
这些“殷顽民”的人祭行为难免会引起成王和周公的注意，根据周公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些事情很难被文献记录。为此，周公叔侄需要发明一套新语汇。
这是年轻的成王首次需要面对的困难。
成王的愤怒
刚刚亲政的成王比较急于走出叔父周公的影响，建立自己的功业。恰好，山东地区的东夷土著又发生叛乱，核心是“三监之乱”时期曾活跃的奄国。当地有两个周朝刚分封的诸侯国，分别是周公长子的鲁国和太公吕尚长子的齐国，朝廷需要为这两个立足未稳的诸侯提供保护。
于是，年轻的成王便带兵亲征东夷，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母亲邑姜，而周公可能坐镇镐京后方。有些周臣僚制作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太后在东夷战争中的活动。在周公辅政和儿子隐居成长的七年里，邑姜一直静默无闻，但现在，她不仅在意儿子的安全，也牵挂创建齐国的兄弟（此时吕尚可能已经离世）。
成王亲政第五年，第二次东夷战争结束后，成王和母后东返，途中经过成周洛阳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有一位贵族曾获得成王的接见，之后更是专门制作了一件青铜尊，这就是因“宅兹中国”的铭文而著称于后世的“何尊”。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它在当时的意思是“中原之地”。22
何尊及其铭文拓片
返回成周镐京后，成王立刻和周公召集会议，对殷周贵族们发布了一个讲话，这便是《尚书o多方》。即使周公叔侄刻意控制了情绪，其中包含的对殷商遗民极为深切的反感和厌恶也还是弥漫在文字之间。显然，成王此行可能看到了一些让他和周公深为愤怒的现象。
在开篇，周公先向臣僚们转达了成王的话：“向你们四方列国正式宣告，特别是殷人的君侯、长老和民众，我很严肃地向你们下达王命，你们不是不知道那改朝换代的伟大天命，也不是忘了恭敬祭祀……”
到底是殷人的什么行为触怒了成王叔侄，他们却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只是诉诸“周公式”的历史说教，说夏朝和商朝的灭亡都是因为残酷地虐待人民,滥用各种刑罚，诸如“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日钦剿割夏邑”“乃胥惟虐于民”“殄戮多罪”等，故而丧失了天命。而且，周公这次指责的不是夏桀和商纣这两位末代昏君,而是整个“多士”（贵族阶层）。比如，他批评夏朝的贵族们只会虐待人民，有各种不人道行径：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
后面成王的发言，怨气更大，但也更不知所云。按他的说法，“殷多士”，也就是殷商贵族们，虽然已经投降周朝且奔走效力五年，但在自己的家庭和族邑里仍然“不和”“不睦”，用“凶德”统治，“尔心未爱”（缺乏爱心），不敬重天命，胡作非为。
然后，成王对他们发出凶狠的威胁：“我现在警告你们，再有下次我就要动武，把你们抓起来，用大刑处死！一次不起作用，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是我们周朝不慈善，是你们自己招来的报应！”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
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那么，成王叔侄到底是对什么行为如此愤怒？本书认为，应当是商人群体还残留的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等遗风。考虑到成王归途中曾在洛阳停留，应该是当地殷商移民的人祭行为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在真正的现场发言中，叔侄二人也许会对“殷多士”直言必须禁止人祭行为，但在整理笔录文献的时候，人祭却被替换成了“惟虐”“殄戮”等相对含糊的字眼，似乎殷商贵族们只是喜欢滥施刑罚而已。从现实意义看，这种替换的区别并不大，因为商人对人牲、罪犯、俘虏和奴隶这些概念的区分本身就很模糊。在官方文本的记载中，成王叔侄看似绕开了商人宗教的话题，但严禁商人以包括宗教在内的名义随意杀人的立场非常明确。
根据周公确定的“政治正确”，在正式的文献里，他们只能把商朝的灭亡归因到商纣一人身上，但如今，成王叔侄显然认为殷商遗民的人祭行为已经不光是商纣能负责的了，有必要对整个商人贵族阶层予以斥责。在周初的官方文献里，这是非常例外的现象，再考虑《尚书o多方》毕竟是西周的官方版本，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时成王叔侄对殷商遗民发出的威胁应该会更为严厉。
相比商朝，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这类行为已经急剧下降，甚至近于消亡，这应该和周公叔侄的严厉态度有直接关系。
针对殷人的分封：卫与宋
在周公辅政最后一年，新洛邑建设开工之际，周公旦以王的身份宣布了册封弟弟周封为卫侯的决定。
新生的卫国将统治旧商朝核心区，都城设在废殷都以南约60公里的朝歌。虽然殷都已经沦为废墟，居民也搬迁到关中、洛邑和宋国，但都城之外的商人聚落还有很多。对卫侯周封来说，统治和改造这些殷商旧民依然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
周公格外地重视卫国的创建，在册封典礼上前后三次对周封训话,后都被收入《尚书》，分别是《康诰》《酒诰》和《梓材》。
这三篇诰命的文辞有些古奥，但基本精神比较明确，即要求周封管理好殷商旧民，还要让他们改变陋习，成为新民，为王朝继续赢得天命：“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在统治方式上，周公要求周封吸收以往商王的成功经验（“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多向商人长老咨询意见；但是在刑罚上，则要求周封必须垄断刑罚的权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做主，不管是判处死刑还是割鼻子或耳朵这类肉刑。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日制剂人，无或剥削人。（《尚书o康诰》）
前文已述及，周公和周族上层比较忌讳提及商人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行为，把它们笼统地归入了非法的刑罚。周公对周封的这一要求应当也包含要在卫国境内禁止人祭行为一一这已经是划归国君独有的权力，其他任何人的此类行为都是非法的。
在卫国境内，不仅禁绝人祭宗教的工作量比较大，针对殷商旧人谋逆行为的镇压力度也很大，所以周公的训话涉及刑罚的内容很多：要求周封制定刑罚的标准，通过相关的官员发布给民众，殷商刑罚中有合理性的要保留下来（“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有犯罪处刑的要按颁布的标准执行，不要再自己另出新意；但如果有自恃武力抢劫财物和人口以及因抢劫而杀人的，既然他们不怕死，就要一^概处死。
寇攘奸完，杀越人于货，瞥不畏死，罔弗憨。（《尚书o康诰》）
商人酗酒的风气很盛，不仅墓里随葬成套酒器，文献中也多次记载商人酗酒问题严重。不过，在重视政治正确的周公口中，商人只是到纣王时期才染上了这种恶习，之前都非常节制。他告诫周封：“在我们西土，文王曾经专门教导，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喝酒，而且不能喝醉，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西土之人都没有酗酒的恶习。醉酒误事，让人丧失礼仪，荒废工作，还变得凶狠、残暴、不怕死；特别是很多人在一起喝酒，臭气会直达天庭，诸神很不喜欢，而这是商朝灭亡最主要的原因。”
接着，周公命令周封：“一定要严厉禁酒，如果跟随你去的周人聚在一起饮酒，你发现以后不要放过，把他们抓起来送到朝廷，我来处死。如果那些殷商贵族这样喝酒，你不用杀人，教育他们就行了。你如果不听我的教诲而把卫国搞乱，那也是要受死刑的！”
在册封典礼上，两名王朝官员依次履行给周封授予土地和民众的仪式，但授予卫国的疆界只列出了南北两个地标，北境的方位不详，南方到黄河南岸的荥阳一带。此外，还有两小块飞地，一块在宗周镐京附近，一块在成周洛阳附近，如果周封及后继者去参拜周王，可以住在自己的京郊领地之内。
授予周封的民众是“殷民七族”，分别是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马缨工）、锚氏（锂刀工或釜工）、樊氏（篱笆工）、饥氏、终葵氏（椎工）”（《左传o定公四年》），部族名称大都和手工业有关，有制陶、冶金、车马器等，可能是卫国国君的私人产业。但卫国境内的商人总数应不止于此。
此外，虽然最后一位商王武庚禄父未得善终，形式上的商王朝也不复存在，但周公认为仍有必要保留商王室的世系，决定让纣王一位庶出的兄长微子启继承商朝，都城定在商丘，是为宋国。这里是成汤王灭夏之前的旧居，如今作为商朝传人之国也比较合适，因此商朝的王族后裔主要就聚居在宋国。
《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牧野之战后，武王联军驻扎殷郊，微子启曾主动登门投降示好：“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是春秋时期亡国之君请求饶恕的仪式,商末应该还没有这种礼仪，可能出自后人的虚构。但微子主动向武王投诚应该是存在的，如前所述，稍后主动到关中投靠并定居的“微史氏”可能也是微子的家族成员，受微子之命主动到关中做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