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宋国国君不能再称王，地位比武庚时期也更低，但仍享有一些特殊的礼遇。比如，在西周朝廷的各种典礼上，宋国国君不需要和其他诸侯国君一样叩拜周王，时人称为“于周为客”23,意为做周朝的客人。这是周王室对商王室后裔的优待。
周公大分封与新华夏
周公需要巩固新征服的东方地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控制，还要实行文化上的改造，铲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遗留，使其彻底同化于周人的文明。为此，需要把周人派遣到东方，建立一系列诸侯国。
用分封侯国的手段控制遥远地区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在商代就已经有一些深入异族之土的侯国，比如周族人最熟悉的老牛坡的崇侯之国o这是蛮荒上古时代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人口很少,交通通信不发达,很难用官僚制的地方层级政府管理远方，只能采用武装殖民、世袭统治的方式，也就是封邦建国的所谓“封建制”。
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就已经分封了一些兄弟到东方建国，如负责监控殷都的“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管叔的封国在今郑州市（管城区），蔡叔和霍叔的封国不详，但应该也距离殷商核心区不远。
《史记》还记载：式武王）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爽于燕。”但这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局势，因为牧野灭殷之后，周人的势力还没有延伸到山东等东夷地区。不过，另一方面，武王完全有可能对重要的家属成员进行分封，这是部落社会“战利品分配”习俗的遗风，有其合理性。有学者注意到，鲁国和燕国最初的封地都在河南，鲁国在鲁山地区，燕国在哪城地区。看来，这是武王灭商之初能够控制的范围。24
但武王在灭商后一年多就去世了，他规划的很多分封事业还没来得及实施，然后便是“三监之乱”和周公再度征服东方。因而，册封诸侯的活动在周公主政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铺开。
这就是西周初年的“大分封”，周人称之为“封建”：“建”是建立国家；“封”字的来历有些曲折，它的本意是人工筑起土堆，但当时尚属草昧时代，诸侯国之间并没有明晰完整的疆界，只是在交通要道筑起一座大土堆代表国界，所以“封”就是给诸侯划定统治疆域。
《左传o僖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候，一位名叫富辰的王室大臣劝谏周襄王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这是“封建”一词最早的出处，封邦建国之意。武王册封过的管叔绝嗣，蔡叔和霍叔的后人被周公改封到了别处:蔡国在豫南，霍国在晋南。而之前被封到河南的鲁国和燕国，周公又重新规划了它们的位置。
周公分封亲属的规模很大，春秋时人曾归纳说，文王的儿子辈（周公的兄弟们）建立的封国多达十六个:“管、蔡、邮、霍、鲁、卫、毛、聃、部、雍、曹、滕、毕、原、部、旬b,文之昭也。”其中当然也包括周公自己的鲁国。但要注意，这里面的管国是武王而不是周公分封的，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之后，武王的儿子建立的封国有四个：“邪、晋、应、韩，武之穆也”；周公的儿子建立的封国有六个（鲁国之外）：“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左传o僖公二十四年》）
但上述还不够全面，那些与王室同宗但亲缘关系稍远一些的封国没有被列入，比如召公爽的燕国，以及文王伯父仲雍后人的虞国、文王弟弟家族的虢国等。
除了这些周族的姬姓封国，和周人有传统盟友关系的姜姓族（羌人）也被分封到了东方，如山东有齐国和纪国，河南有吕国和许国。另一个和周族有联姻关系的西土部族姑姓戎人，也被分封到了河南地区，建立了姑姓的南燕国，只是在后来的史书中，它有时会被人混淆为召公的姬姓燕国。
至于东方原有的、对周朝比较恭顺的土著部族，周朝也会承认他们的诸侯身份，比如河南地区姒姓的陈国，据说是舜帝的后人，在周武王崛起的时候投靠了周——武王灭商的军队里的将领陈本可能就来自陈族。此外，武王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陈族的族长。
周公分封的姬姓诸侯国里，有些会掺杂一些被拆分的商族人：上述卫康叔获“殷民七族”；周公自己的鲁国则有“殷民六族”，其部族名称也和手工业有关；燕国都城的贵族墓地分为周人墓区和商人墓区，显然也有被拆分定居于此的商人。
被分封的各姬姓和姜姓侯国皆设立在新征服的东方地区。因为这些诸侯国要统治原有的土著部落，所以周公特别强调要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习惯法：分封周封到卫国，周公叮嘱“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大原则用周人的，习俗用商人的）；分封武王的幼子周虞到晋国（封地在晋南的今翼城一带），在周人的传说中，这是夏朝的疆域，当时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戎人——周公告诫周虞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则用戎人的，习俗用夏朝的）。
周公辅政时期，最不安定的是山东地区，所以周公自己的鲁国和太公吕尚的齐国都在山东。这是他们为巩固王朝需要承担的责任。周公主要在朝廷工作，创立鲁国的工作是他的长子伯禽完成的；吕尚年事已高，可能分封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创立齐国的工作也主要由他的儿子完成。
此外，召公责的燕国也很遥远，在今北京市境内。看来王朝重臣的封国都要设在最遥远的前方，这似乎是周公分封的一项原则。
当然，周公等贵族都有不只一个儿子，但幼子一般不会被分封到外地，而是在京畿获得一块封邑，继承父亲在朝廷的职位。从西周到春秋，周朝廷里一直有周公、召公、毕公担任大臣，他们大都是始祖的幼子家族。
从地理方位上看，周公辅政时期分封的这些姬姓和异姓诸侯，就像是伸向东方的探索触角和控制网络：
一，最近的是和关中毗邻的晋南运城盆地，有晋、韩、耿和霍。它们依托山地，面对平原，控制着山地的矿产资源、交通孔道和平原上的农业区；
二，在太行山南麓，东行折而向北，有原、邛、雍、凡、共、卫、邢和燕。它们一直连接到燕山山脉，镇守着之前殷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三，在黄河东南侧和洛阳以东，有东虢、帮、昨、杞、宋、戴、曹、部、毛，并一直延伸到山东地区的齐、鲁、滕、邮和纪。这个方向还有些异姓的土著族邦，属于嬴、曹、任、风、姻等姓，但经历过西周初年的几次平叛战争后，已经没有实力对抗周朝，对齐、鲁等周诸侯也比较恭顺。
四，在河南腹地及淮河北侧的支流上，则有陈、蔡和蒋。它们控制了东南方的部分夷人地区，为周人继续向东南和西南扩张埋下了伏笔。
跨族婚姻与民族融合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它承认不同的族群血缘有区别，但又认为各族群是平等的，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互相通婚。
那些被分封到远方的周族姬姓诸侯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都要从外国寻找异姓配偶，而低级贵族则多与本国内的异姓贵族通婚。各族群的贵族由此进入了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异姓侯国的上层逐渐被周人同化，逐渐融入了周朝的政治同盟和文化共同体。他们追求的成功是获得周天子的册命，与姬姓诸侯嫁娶通婚，甚至在周王朝廷获得一个官职。由此，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环以陕、晋、冀、鲁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贵族阶级-周文化共同体。
商族人本来没有“姓”的概念，也不流行族外婚，但被周人征服后，商族人骄傲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打碎，与统治者周族通婚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优待。周王室以及周公后裔的鲁国，都经常和商王后裔的宋国通婚。
周王室把商人定为“子”姓，这因循了商人的语言习惯，商王甲骨卜辞中的“子”原本就是王子之意。按照周人的习俗，商人的族姓是子，而族姓只能用来称呼女人，所以商族人的女性都称为“某子”，比如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以及和孔子有过暧昧传闻的南子都来自宋国。卫国是周王室的姬姓封国，这是周族人和商族人之间的联姻。
其他各种东方族群的“姓二可能也是周人用近乎随机的方式命名的。随着西周统治日久以及与周人的通婚，这些族群上层也都接受了周人给自己的姓以及“同姓不婚”的观念，逐渐进入了周人文化圈。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进入“正常时代”的西周
西周王朝存续二百七十余年（公元前1046—前771）,和殷都的寿命基本相同。
关于周人灭商和西周开国,还有一些文献资料，如《诗经》的史诗、《尚书》的诰命和《逸周书》的记事;但开国后的史书记载却非常稀薄,我们只知道，从武王到末代周幽王，西周一共有过十二位王，但就连他们的在位时间也大多难以确定。
在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周人还曾经模仿商王在占卜甲骨上刻字，但后来却逐渐地不再刻写卜辞。当然，他们还用甲骨来占卜，只是不再留下卜辞记录，这使我们缺失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周人显贵大都热衷铸造青铜礼器，有些铜器上会铸造铭文（金文），记载主人认为重要的事件，最常见的是受到周王的接见，或者获得王赏赐的贝、车服或者土地、官职，少数会记载主人的某次战功，或者与其他贵族的诉讼和土地交换。受铜器体量的限制，铭文的篇幅都不太大，叙事非常简略，因此后人对西周贵族社会的认识只能是蜻蜓点水。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未知因素。
王朝重臣（如太公吕尚、周公旦和召公爽）的嫡长子封国，会获得较多的臣民和领土，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齐国和鲁国在这方面的表现都不令人意外，但召公的燕国实在过于辽远，在西周朝的多数时间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它几乎都是默默无闻，有时甚至还被敌对的土著族群隔断道路而有上百年和中原音讯不通，它后来在战国时期能够重新振兴而跻身战国七雄，肯定不是当年所能预料的。
到春秋时期，很多周人诸侯国已经消失，大多被周边邻居甚至自己的兄弟之国吞并。最先靠兼并膨胀起来的是晋国，最初分封时，它还只是运城盆地中各姬姓诸侯中的一个，并没有受到格外优待，所以也没人会预料到它在四百年后的急剧扩张。
周公之后的西周王朝，分封新诸侯的工作仍在进行，但规模已经不如开国之初。理论上说，每一代周王都会有不只一个王子，除了继承王位的嫡长子,其他王子也都可能被分封为诸侯，但在承平时代,被分封到遥远的陌生土地并不是一件美差——关中地区最为富庶和安全，这里有掌控巨大资源的朝廷以及显贵辐犊的社交场，远胜边地侯的生活。
西周王朝曾至少三次向南方扩张，把势力推进到淮河南侧及汉江流域，所以又在淮河和汉江流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或者把原有诸侯异地安置，如姜姓的申国，它原在关中，西周末期（宣王时期）被改封到了南阳地区，《诗经o大雅o程高》记载了宣王此次册封（迁徙）申国的盛况。
随着周人占据东方日久，其在西部的亲缘部族，也就是姜姓和姬姓的戎人，也逐渐向东迁徙，在东方诸侯列国间定居下来。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组织，虽也有定居农业，但还是畜牧业占比较大。然而，日渐“文明”和富裕的周人此时已经不太看得起这些粗朴的戎人,或许是因为古老的亲缘关系，周人东方诸侯大都对其采取一定的容忍，双方一般能相安无事。
可以这么说，西周一春秋时的中原，开发程度还很低，各诸侯国的城邑就像散布在荒野中的零星孤岛，有各种土著或东来戎人部族穿插点缀其间。
在长江以南，考古曾发现一些周商元素混合的西周时期聚落，看来周人和殷商遗民还曾经结成远征小团体深入江南建立据点。但由于迄今在史书和金文里未见有过记载，很难判断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们并未对南方造成太大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或者被周边土著同化了。
对西周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陕北和晋北，铜器铭文记载，“戎”人部落时常侵袭关中核心区。战斗中，周军会缴获大量马和马车，但我们不清楚这些马车是否双轮快速马车，如果是，则代表戎人已有发达的手工业，身处拥有复杂分工的农业文明；如果还只是低速的货运大车，则代表他们此时还处于萌生中的游牧文明阶段。另外，周人的文献也没有提及这些戎人是否属姜姓或姬姓，所以难以判断他们和周人是否有亲缘关系。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周王任命朝廷高级官员（卿）的选择范围很小，基本由十几个显赫的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主要官职。而且，官职本身并没有薪俸，全靠自家封邑收入，做官只是可以给他们提供获得更多封邑的机会。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类似，但规模要比镐京朝廷小很多倍。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一，周朝各姬姓诸侯（被分封的王室亲属）对周王的效忠服从，是家族兄弟（及其后人）对嫡长兄（及其嫡系后人）的服从。
二，在各诸侯国内部，太子之外的公子被分封为世袭大夫，大夫再繁衍和分封出“士”。
三，非周族的异姓诸侯和贵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被纳入家族结构中o周王尊称同姓诸侯国君为“伯父”，称异姓诸侯国君为“伯舅”（当然必须是曾经和周王室有过联姻关系的），伯代表排序。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礼工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住宅、衣服、乐器、玉器、酒器和食器组合，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各种典礼仪式上，比如朝见天子、祭祀和宴会等，入场顺序以及站或坐的位置由相应的等级身份决定。
典礼可以在不同层次举行，如诸侯国或大夫家，但基本原则一致。贵族的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也都有各等级的标准规范，几乎所有礼仪场合都有乐队伴奏，而乐队的规模和演奏的乐曲也都有相应规范。所以，周人贵族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明”。
后世周人认为，这套礼乐文明是由周公创立的，到孔子的儒家学派出现后，“周公制礼作乐”的观念则更加流行。其实，周公当政时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血祭、拆分商人和大分封等，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之网。
到周幽王时期，贵族诸侯间的派系之争则更为激化。周幽王试图疏远那些长期得势的姬姓和姜姓诸侯，利用另外一些诸侯国的力量废黜了来自姜姓申国的王后以及王后生的太子宜臼，引发了周朝的激烈内战。随后，北方犬戎部落受邀介入，结果关中和镐京在混战中沦为废墟，幽王被杀。在晋和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平王宜臼迁都洛阳，幽王倚重的诸侯则被逐一消灭。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室权威衰落，中原诸侯开始摸索新的游戏规则。
注释
1《尚书》的“周初八诰”是《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其中《多方》晚一些，已经在周公奉还大政后成王亲政的第五年o
2如《尚书大传》中举出的“奄君、蒲姑”，是山东部族；《逸周书o作雒解》记载有“殷东徐、奄及熊盈”;《尚书o大诰序》和《史记o周本纪》有“淮夷”。
3释文参考杨宽《西周史》，第149页。
4蔡叔、霍叔的继承人后来都获得了封国，管叔则没有后裔传承。
5《吕氏春秋o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6《孟子o滕文公章句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这里说的“相武王”是错的，当时已经是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称王。《逸周书o作雒解》：“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九毕方位不详，应在周人控制严密的西土。这也是秦人先祖嬴姓东夷被迁徙到西部的由来，只是司马迁写《史记o秦本纪》时已经不了解这段来历，以为秦族一直生息在西土。
7如前文所述，武丁的这个真实形象没能流传到周以后的时代，只保留在了甲骨文里。
8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001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9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10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有关h25窖藏坑的基本信息及图片皆出自该简报。
何毓灵：《论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性质》，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编《三代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尚书o君爽》：“周公……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此语大意是，天命有去留，只要我们能信守文王的德行，上天降给文王的大命就能一直保持下来。
王晖：《周初改制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尚书o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骅牛一，武王骅牛一。”以往较少有学者注意到人祭记忆被人为抹杀的问题，只有童恩正有过一点猜测：“在文献中有关殷代人祭的记载，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史家的有意隐晦，我们所见的已经不多，但古籍中偶然亦保存了一些痕迹……”参见童恩正《谈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殷墟时期的商人墓葬，其实没有固定的朝向，不同的遗址各有其规律。而北窑商周两族墓葬头向的不同，似乎是两者有意互相立异。
周立、石艳艳：《洛阳西周早期大规模祭祀遗存的发掘》，《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
何尊铭文的制作时间是“五祀”，有学者认为这是周公辅政第五年、洛阳刚刚建成的时间。其实周公营洛邑是在辅政第七年，对此《尚书》有明确记载。成王亲政后开始重新纪年，何尊和《多方》的五祀都是成王亲政的年份。
《诗经o周颂o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左传o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
许倬云：《西周史》，第150页。
第二十七章诸神远去之后
相比于商代，周代考古带给我们的新奇和震撼要少得多，它不再有毫无征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也不再有庞大而用途不详的仓储设施，当然，更没有了堆积大量尸骨的祭祀场。
曾经漫游黄河南北的水牛、犀牛和亚洲象也迅速消失了，亚热带风情永远地离开了华北。全新世大暖期的顶峰已过，地球正进入下一轮冰期的旅程。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对西周遗址的考古，目前已经发掘的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周原、丰镐（宗周）和洛阳（成周）,以及部分诸侯国的都城遗址。西周的考古成果主要是墓葬，宫殿建筑和生活区遗迹则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后世在丰镐和洛阳也多有城邑建造，比如汉武帝就曾下令在长安西郊开凿昆明池，对西周基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相对而言，西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是周原，这里有制作骨器和铜器的作坊遗址以及西周初期的夯土城墙，可以说，周原在整个西周朝都非常繁华，是周人和殷商遗民贵族聚居区。而当西周突然崩溃，逃难的贵族只好把家传贵重青铜器埋入地下窖穴，结果，它们在地下一睡就是2700多年。
西周遗址也更符合后世人观念里的“正常”标准：人死之后，安静地躺在属于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里，有或多或少的随葬品陪伴，但不再有为他（她）献祭的大量尸骨。
更严谨一点说，后世人的这种“正常”观念，正是周人开创的。
人殉遗踪
周公主政时期，有着上千年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习俗迅速地消失了，只有洛阳的“殷顽民”多顽抗了一两代人的时间。
在周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人祭行为还有星星点点的存在，比如,有东夷血统的恶来的后人秦族，虽然被周朝几度迁徙，但秦族首领仍一直顽固地保留着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的风习。
与狭义的人祭和人奠基相比，人殉风习更加顽固。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人殉现象虽急剧减少，但还是不绝如缕。考古发现，多处西周初期墓葬少部分墓内，依然有殉人，大都伴有腰坑殉狗，铜器铭文也往往有商式族徽或天干名字，典型的商人习俗。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些墓葬属于“殷遗民”。同期的周人墓葬则基本没有殉人和腰坑殉狗,即使两片墓区紧密相邻，丧葬习俗也截然不同。】
在西周朝，殷商遗民的人殉习俗是逐渐式微的，一直延续了近百年，但最后还是消亡了。而且，各地商人使用殉人的数量也有差别，一般而言，被拆分且和周人比邻而居的商人聚落，人殉规模较小；商人大量聚居的地区（如宋国），以及未经过周朝征服的商人方国（如史氏薛国），规模则较大。
比如，晋南的天马-曲村遗址（晋国都城2）有一片西周初期中小型殷商遗民墓地，其中23座埋有殉狗，两座各殉葬一人;河南新村（卫国）m17中型墓，有一名屈肢殉人，有殉狗，也属于西周初期殷商遗民墓。
周公大分封与新华夏
周公需要巩固新征服的东方地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控制，还要实行文化上的改造，铲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遗留，使其彻底同化于周人的文明。为此，需要把周人派遣到东方，建立一系列诸侯国。
用分封侯国的手段控制遥远地区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在商代就已经有一些深入异族之土的侯国，比如周族人最熟悉的老牛坡的崇侯之国o这是蛮荒上古时代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人口很少,交通通信不发达,很难用官僚制的地方层级政府管理远方，只能采用武装殖民、世袭统治的方式，也就是封邦建国的所谓“封建制”。
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就已经分封了一些兄弟到东方建国，如负责监控殷都的“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管叔的封国在今郑州市（管城区），蔡叔和霍叔的封国不详，但应该也距离殷商核心区不远。
《史记》还记载：式武王）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爽于燕。”但这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局势，因为牧野灭殷之后，周人的势力还没有延伸到山东等东夷地区。不过，另一方面，武王完全有可能对重要的家属成员进行分封，这是部落社会“战利品分配”习俗的遗风，有其合理性。有学者注意到，鲁国和燕国最初的封地都在河南，鲁国在鲁山地区，燕国在哪城地区。看来，这是武王灭商之初能够控制的范围。24
但武王在灭商后一年多就去世了，他规划的很多分封事业还没来得及实施，然后便是“三监之乱”和周公再度征服东方。因而，册封诸侯的活动在周公主政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铺开。
这就是西周初年的“大分封”，周人称之为“封建”：“建”是建立国家；“封”字的来历有些曲折，它的本意是人工筑起土堆，但当时尚属草昧时代，诸侯国之间并没有明晰完整的疆界，只是在交通要道筑起一座大土堆代表国界，所以“封”就是给诸侯划定统治疆域。
《左传o僖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候，一位名叫富辰的王室大臣劝谏周襄王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这是“封建”一词最早的出处，封邦建国之意。武王册封过的管叔绝嗣，蔡叔和霍叔的后人被周公改封到了别处:蔡国在豫南，霍国在晋南。而之前被封到河南的鲁国和燕国，周公又重新规划了它们的位置。
周公分封亲属的规模很大，春秋时人曾归纳说，文王的儿子辈（周公的兄弟们）建立的封国多达十六个:“管、蔡、邮、霍、鲁、卫、毛、聃、部、雍、曹、滕、毕、原、部、旬b,文之昭也。”其中当然也包括周公自己的鲁国。但要注意，这里面的管国是武王而不是周公分封的，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之后，武王的儿子建立的封国有四个：“邪、晋、应、韩，武之穆也”；周公的儿子建立的封国有六个（鲁国之外）：“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左传o僖公二十四年》）
但上述还不够全面，那些与王室同宗但亲缘关系稍远一些的封国没有被列入，比如召公爽的燕国，以及文王伯父仲雍后人的虞国、文王弟弟家族的虢国等。
除了这些周族的姬姓封国，和周人有传统盟友关系的姜姓族（羌人）也被分封到了东方，如山东有齐国和纪国，河南有吕国和许国。另一个和周族有联姻关系的西土部族姑姓戎人，也被分封到了河南地区，建立了姑姓的南燕国，只是在后来的史书中，它有时会被人混淆为召公的姬姓燕国。
至于东方原有的、对周朝比较恭顺的土著部族，周朝也会承认他们的诸侯身份，比如河南地区姒姓的陈国，据说是舜帝的后人，在周武王崛起的时候投靠了周——武王灭商的军队里的将领陈本可能就来自陈族。此外，武王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陈族的族长。
周公分封的姬姓诸侯国里，有些会掺杂一些被拆分的商族人：上述卫康叔获“殷民七族”；周公自己的鲁国则有“殷民六族”，其部族名称也和手工业有关；燕国都城的贵族墓地分为周人墓区和商人墓区，显然也有被拆分定居于此的商人。
被分封的各姬姓和姜姓侯国皆设立在新征服的东方地区。因为这些诸侯国要统治原有的土著部落，所以周公特别强调要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习惯法：分封周封到卫国，周公叮嘱“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大原则用周人的，习俗用商人的）；分封武王的幼子周虞到晋国（封地在晋南的今翼城一带），在周人的传说中，这是夏朝的疆域，当时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戎人——周公告诫周虞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则用戎人的，习俗用夏朝的）。
周公辅政时期，最不安定的是山东地区，所以周公自己的鲁国和太公吕尚的齐国都在山东。这是他们为巩固王朝需要承担的责任。周公主要在朝廷工作，创立鲁国的工作是他的长子伯禽完成的；吕尚年事已高，可能分封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创立齐国的工作也主要由他的儿子完成。
此外，召公责的燕国也很遥远，在今北京市境内。看来王朝重臣的封国都要设在最遥远的前方，这似乎是周公分封的一项原则。
当然，周公等贵族都有不只一个儿子，但幼子一般不会被分封到外地，而是在京畿获得一块封邑，继承父亲在朝廷的职位。从西周到春秋，周朝廷里一直有周公、召公、毕公担任大臣，他们大都是始祖的幼子家族。
从地理方位上看，周公辅政时期分封的这些姬姓和异姓诸侯，就像是伸向东方的探索触角和控制网络：
一，最近的是和关中毗邻的晋南运城盆地，有晋、韩、耿和霍。它们依托山地，面对平原，控制着山地的矿产资源、交通孔道和平原上的农业区；
二，在太行山南麓，东行折而向北，有原、邛、雍、凡、共、卫、邢和燕。它们一直连接到燕山山脉，镇守着之前殷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三，在黄河东南侧和洛阳以东，有东虢、帮、昨、杞、宋、戴、曹、部、毛，并一直延伸到山东地区的齐、鲁、滕、邮和纪。这个方向还有些异姓的土著族邦，属于嬴、曹、任、风、姻等姓，但经历过西周初年的几次平叛战争后，已经没有实力对抗周朝，对齐、鲁等周诸侯也比较恭顺。
四，在河南腹地及淮河北侧的支流上，则有陈、蔡和蒋。它们控制了东南方的部分夷人地区，为周人继续向东南和西南扩张埋下了伏笔。
跨族婚姻与民族融合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它承认不同的族群血缘有区别，但又认为各族群是平等的，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互相通婚。
那些被分封到远方的周族姬姓诸侯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都要从外国寻找异姓配偶，而低级贵族则多与本国内的异姓贵族通婚。各族群的贵族由此进入了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异姓侯国的上层逐渐被周人同化，逐渐融入了周朝的政治同盟和文化共同体。他们追求的成功是获得周天子的册命，与姬姓诸侯嫁娶通婚，甚至在周王朝廷获得一个官职。由此，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环以陕、晋、冀、鲁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贵族阶级-周文化共同体。
商族人本来没有“姓”的概念，也不流行族外婚，但被周人征服后，商族人骄傲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打碎，与统治者周族通婚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优待。周王室以及周公后裔的鲁国，都经常和商王后裔的宋国通婚。
周王室把商人定为“子”姓，这因循了商人的语言习惯，商王甲骨卜辞中的“子”原本就是王子之意。按照周人的习俗，商人的族姓是子，而族姓只能用来称呼女人，所以商族人的女性都称为“某子”，比如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以及和孔子有过暧昧传闻的南子都来自宋国。卫国是周王室的姬姓封国，这是周族人和商族人之间的联姻。
其他各种东方族群的“姓二可能也是周人用近乎随机的方式命名的。随着西周统治日久以及与周人的通婚，这些族群上层也都接受了周人给自己的姓以及“同姓不婚”的观念，逐渐进入了周人文化圈。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进入“正常时代”的西周
西周王朝存续二百七十余年（公元前1046—前771）,和殷都的寿命基本相同。
关于周人灭商和西周开国,还有一些文献资料，如《诗经》的史诗、《尚书》的诰命和《逸周书》的记事;但开国后的史书记载却非常稀薄,我们只知道，从武王到末代周幽王，西周一共有过十二位王，但就连他们的在位时间也大多难以确定。
在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周人还曾经模仿商王在占卜甲骨上刻字，但后来却逐渐地不再刻写卜辞。当然，他们还用甲骨来占卜，只是不再留下卜辞记录，这使我们缺失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周人显贵大都热衷铸造青铜礼器，有些铜器上会铸造铭文（金文），记载主人认为重要的事件，最常见的是受到周王的接见，或者获得王赏赐的贝、车服或者土地、官职，少数会记载主人的某次战功，或者与其他贵族的诉讼和土地交换。受铜器体量的限制，铭文的篇幅都不太大，叙事非常简略，因此后人对西周贵族社会的认识只能是蜻蜓点水。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未知因素。
王朝重臣（如太公吕尚、周公旦和召公爽）的嫡长子封国，会获得较多的臣民和领土，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齐国和鲁国在这方面的表现都不令人意外，但召公的燕国实在过于辽远，在西周朝的多数时间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它几乎都是默默无闻，有时甚至还被敌对的土著族群隔断道路而有上百年和中原音讯不通，它后来在战国时期能够重新振兴而跻身战国七雄，肯定不是当年所能预料的。
到春秋时期，很多周人诸侯国已经消失，大多被周边邻居甚至自己的兄弟之国吞并。最先靠兼并膨胀起来的是晋国，最初分封时，它还只是运城盆地中各姬姓诸侯中的一个，并没有受到格外优待，所以也没人会预料到它在四百年后的急剧扩张。
周公之后的西周王朝，分封新诸侯的工作仍在进行，但规模已经不如开国之初。理论上说，每一代周王都会有不只一个王子，除了继承王位的嫡长子,其他王子也都可能被分封为诸侯，但在承平时代,被分封到遥远的陌生土地并不是一件美差——关中地区最为富庶和安全，这里有掌控巨大资源的朝廷以及显贵辐犊的社交场，远胜边地侯的生活。
西周王朝曾至少三次向南方扩张，把势力推进到淮河南侧及汉江流域，所以又在淮河和汉江流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或者把原有诸侯异地安置，如姜姓的申国，它原在关中，西周末期（宣王时期）被改封到了南阳地区，《诗经o大雅o程高》记载了宣王此次册封（迁徙）申国的盛况。
随着周人占据东方日久，其在西部的亲缘部族，也就是姜姓和姬姓的戎人，也逐渐向东迁徙，在东方诸侯列国间定居下来。他们还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组织，虽也有定居农业，但还是畜牧业占比较大。然而，日渐“文明”和富裕的周人此时已经不太看得起这些粗朴的戎人,或许是因为古老的亲缘关系，周人东方诸侯大都对其采取一定的容忍，双方一般能相安无事。
可以这么说，西周一春秋时的中原，开发程度还很低，各诸侯国的城邑就像散布在荒野中的零星孤岛，有各种土著或东来戎人部族穿插点缀其间。
在长江以南，考古曾发现一些周商元素混合的西周时期聚落，看来周人和殷商遗民还曾经结成远征小团体深入江南建立据点。但由于迄今在史书和金文里未见有过记载，很难判断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们并未对南方造成太大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或者被周边土著同化了。
对西周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陕北和晋北，铜器铭文记载，“戎”人部落时常侵袭关中核心区。战斗中，周军会缴获大量马和马车，但我们不清楚这些马车是否双轮快速马车，如果是，则代表戎人已有发达的手工业，身处拥有复杂分工的农业文明；如果还只是低速的货运大车，则代表他们此时还处于萌生中的游牧文明阶段。另外，周人的文献也没有提及这些戎人是否属姜姓或姬姓，所以难以判断他们和周人是否有亲缘关系。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周王任命朝廷高级官员（卿）的选择范围很小，基本由十几个显赫的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主要官职。而且，官职本身并没有薪俸，全靠自家封邑收入，做官只是可以给他们提供获得更多封邑的机会。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类似，但规模要比镐京朝廷小很多倍。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一，周朝各姬姓诸侯（被分封的王室亲属）对周王的效忠服从，是家族兄弟（及其后人）对嫡长兄（及其嫡系后人）的服从。
二，在各诸侯国内部，太子之外的公子被分封为世袭大夫，大夫再繁衍和分封出“士”。
三，非周族的异姓诸侯和贵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被纳入家族结构中o周王尊称同姓诸侯国君为“伯父”，称异姓诸侯国君为“伯舅”（当然必须是曾经和周王室有过联姻关系的），伯代表排序。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礼工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住宅、衣服、乐器、玉器、酒器和食器组合，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各种典礼仪式上，比如朝见天子、祭祀和宴会等，入场顺序以及站或坐的位置由相应的等级身份决定。
典礼可以在不同层次举行，如诸侯国或大夫家，但基本原则一致。贵族的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也都有各等级的标准规范，几乎所有礼仪场合都有乐队伴奏，而乐队的规模和演奏的乐曲也都有相应规范。所以，周人贵族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明”。
后世周人认为，这套礼乐文明是由周公创立的，到孔子的儒家学派出现后，“周公制礼作乐”的观念则更加流行。其实，周公当政时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血祭、拆分商人和大分封等，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之网。
到周幽王时期，贵族诸侯间的派系之争则更为激化。周幽王试图疏远那些长期得势的姬姓和姜姓诸侯，利用另外一些诸侯国的力量废黜了来自姜姓申国的王后以及王后生的太子宜臼，引发了周朝的激烈内战。随后，北方犬戎部落受邀介入，结果关中和镐京在混战中沦为废墟，幽王被杀。在晋和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平王宜臼迁都洛阳，幽王倚重的诸侯则被逐一消灭。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室权威衰落，中原诸侯开始摸索新的游戏规则。
注释
1《尚书》的“周初八诰”是《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其中《多方》晚一些，已经在周公奉还大政后成王亲政的第五年o
2如《尚书大传》中举出的“奄君、蒲姑”，是山东部族；《逸周书o作雒解》记载有“殷东徐、奄及熊盈”;《尚书o大诰序》和《史记o周本纪》有“淮夷”。
3释文参考杨宽《西周史》，第149页。
4蔡叔、霍叔的继承人后来都获得了封国，管叔则没有后裔传承。
5《吕氏春秋o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6《孟子o滕文公章句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这里说的“相武王”是错的，当时已经是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称王。《逸周书o作雒解》：“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九毕方位不详，应在周人控制严密的西土。这也是秦人先祖嬴姓东夷被迁徙到西部的由来，只是司马迁写《史记o秦本纪》时已经不了解这段来历，以为秦族一直生息在西土。
7如前文所述，武丁的这个真实形象没能流传到周以后的时代，只保留在了甲骨文里。
8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001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9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10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有关h25窖藏坑的基本信息及图片皆出自该简报。
何毓灵：《论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性质》，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编《三代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尚书o君爽》：“周公……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此语大意是，天命有去留，只要我们能信守文王的德行，上天降给文王的大命就能一直保持下来。
王晖：《周初改制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尚书o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骅牛一，武王骅牛一。”以往较少有学者注意到人祭记忆被人为抹杀的问题，只有童恩正有过一点猜测：“在文献中有关殷代人祭的记载，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史家的有意隐晦，我们所见的已经不多，但古籍中偶然亦保存了一些痕迹……”参见童恩正《谈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殷墟时期的商人墓葬，其实没有固定的朝向，不同的遗址各有其规律。而北窑商周两族墓葬头向的不同，似乎是两者有意互相立异。
周立、石艳艳：《洛阳西周早期大规模祭祀遗存的发掘》，《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
何尊铭文的制作时间是“五祀”，有学者认为这是周公辅政第五年、洛阳刚刚建成的时间。其实周公营洛邑是在辅政第七年，对此《尚书》有明确记载。成王亲政后开始重新纪年，何尊和《多方》的五祀都是成王亲政的年份。
《诗经o周颂o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左传o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
许倬云：《西周史》，第150页。
第二十七章诸神远去之后
相比于商代，周代考古带给我们的新奇和震撼要少得多，它不再有毫无征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也不再有庞大而用途不详的仓储设施，当然，更没有了堆积大量尸骨的祭祀场。
曾经漫游黄河南北的水牛、犀牛和亚洲象也迅速消失了，亚热带风情永远地离开了华北。全新世大暖期的顶峰已过，地球正进入下一轮冰期的旅程。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对西周遗址的考古，目前已经发掘的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周原、丰镐（宗周）和洛阳（成周）,以及部分诸侯国的都城遗址。西周的考古成果主要是墓葬，宫殿建筑和生活区遗迹则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后世在丰镐和洛阳也多有城邑建造，比如汉武帝就曾下令在长安西郊开凿昆明池，对西周基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相对而言，西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是周原，这里有制作骨器和铜器的作坊遗址以及西周初期的夯土城墙，可以说，周原在整个西周朝都非常繁华，是周人和殷商遗民贵族聚居区。而当西周突然崩溃，逃难的贵族只好把家传贵重青铜器埋入地下窖穴，结果，它们在地下一睡就是2700多年。
西周遗址也更符合后世人观念里的“正常”标准：人死之后，安静地躺在属于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里，有或多或少的随葬品陪伴，但不再有为他（她）献祭的大量尸骨。
更严谨一点说，后世人的这种“正常”观念，正是周人开创的。
人殉遗踪
周公主政时期，有着上千年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习俗迅速地消失了，只有洛阳的“殷顽民”多顽抗了一两代人的时间。
在周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人祭行为还有星星点点的存在，比如,有东夷血统的恶来的后人秦族，虽然被周朝几度迁徙，但秦族首领仍一直顽固地保留着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的风习。
与狭义的人祭和人奠基相比，人殉风习更加顽固。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人殉现象虽急剧减少，但还是不绝如缕。考古发现，多处西周初期墓葬少部分墓内，依然有殉人，大都伴有腰坑殉狗，铜器铭文也往往有商式族徽或天干名字，典型的商人习俗。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些墓葬属于“殷遗民”。同期的周人墓葬则基本没有殉人和腰坑殉狗,即使两片墓区紧密相邻，丧葬习俗也截然不同。】
在西周朝，殷商遗民的人殉习俗是逐渐式微的，一直延续了近百年，但最后还是消亡了。而且，各地商人使用殉人的数量也有差别，一般而言，被拆分且和周人比邻而居的商人聚落，人殉规模较小；商人大量聚居的地区（如宋国），以及未经过周朝征服的商人方国（如史氏薛国），规模则较大。
比如，晋南的天马-曲村遗址（晋国都城2）有一片西周初期中小型殷商遗民墓地，其中23座埋有殉狗，两座各殉葬一人;河南新村（卫国）m17中型墓，有一名屈肢殉人，有殉狗，也属于西周初期殷商遗民墓。